2018-12-12

【立場新聞】中產平民:為罪犯你可以去到幾盡 (862)


【文:中產平民】

被加拿大政府拘捕的華為副董事長孟晚舟,事件不但在國內引起連串風波,在香港也惹來不少討論。多謝加拿大政府將不能說的秘密通通公開,才令香港人驚嘆,原來大家一人擁有一本的特區護照背後有那麼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孟晚舟可能不符合在港通常居住七年的條件,但卻獲發特區護照,究竟背後有什麼原因?

為何孟晚舟在獲發第三款特區護照後,卻可以使用舊護照進入加拿大?究竟孟晚舟在申請新一本特區護照時,舊護照有否比經正常途徑註銷?

而根據加拿大入境條例,孟晚舟必須使用最新獲批的特區護照,才可以申請電子旅遊證入境, 不存在孟晚舟因為舊護照未到期簽證, 可以繼續使用進入加拿大境內的情況。又有報道指,孟晚舟在過去幾年不斷改名, 所以需要申請新特區護照, 但作為大型企業高層,為何需要不斷改名,難道她不怕改名後會被其他商業夥伴懷疑嗎?即使是希望轉運,幾年內改名一次就夠, 不斷改名難道是希望隱藏身份?作為華為太子女, 究竟為何孟晚舟選擇跟母親姓而非跟父親姓任?

最耐人尋味的,就是永遠不評論個別事件的特區政府,竟然派出特首林鄭月娥公開表示孟晚舟從來只擁有一本特區護照。

為了一位罪犯, 特區政府下了重注,誓要保住這位涉嫌犯欺詐罪,向銀行提供虛假資訊,騙取過百億美元貸款和債券的商人。為了保著一位罪犯,特區政府的確可以去得很盡,但特區政府做得越盡,就愈令人擔心。

究竟擁有軍方背景的華為和公司副董事長孟晚舟,背後有幾多不可告人的秘密,,驅使特區政府用盡全力為孟晚舟護航?孟晚舟事件發展下去,肯定會爆出更多令人驚訝的醜聞。究竟特區政府多年來欺騙了香港人多少? 華為和孟晚舟的背景又有多複雜?相信很快便會水落石出, 絕對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 一個被認為是又自以為是中產的平民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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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戴耀廷:我們罪名是在香港艱難時刻仍散播希望 — 戴耀廷法庭最後陳詞全文 (8013)


首先,這是一宗公民抗命的案

我站在這裏,就是為了公民抗命。陳健民教授、朱耀明牧師與我一起發起的「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是一場公民抗命的運動。在以前,少有香港人聽過公民抗命,但現在公民抗命這意念在香港已是家傳戶曉。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Secretary for Justice v Wong Chi Fung (2018)21HKCFAR35採納了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為公民抗命所下的定義。公民抗命是「一項公開、非暴力、真誠的政治行為,通常是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所作出的違法行爲。」

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賀輔明勳爵是終審法院的非常任法官。在此案,終審法院引述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Margaret)[2007]1AC136的說法:「出於真誠理由的公民抗命在這國家有源遠流長及光榮的歷史。」終審法院認同公民抗命的概念是同樣適用於其他尊重個人權利的法制如香港。但為何公民抗命是光榮和文明呢?終審法院沒有進一步解釋。

約翰羅爾斯的定義大體只能說出公民抗命的行為部分。在馬丁路德金博士非常有名關於公民抗命的著作《從伯明罕市監獄發出的信》中,他道出更多公民抗命的意圖部分或公民抗命的精神。這信函是他在1963年4月16日,因在亞拉巴馬州伯明罕市參與示威爭取民權後被判入獄時寫的。

在信函中他說:「一個人若不遵守不公義的法律,必須要公開,充滿愛心和願意接受懲罰。個人因為其良心指出某法律是不公義的,而且甘心接受懲處,是要喚起社會的良知,關注到那中間的不公義,這樣其實是對法律表達了最大的敬意。」

馬丁路德金博士認為有時法律在表面上是公義的,但實行時卻變得不公義。他說:「我未得准許而遊行,並因而被捕,現在的確有一條法例,要求遊行須得准許,但這條法例如果是用了來 .... 否定公民運用和平集會和抗議的權利,則會變成不公義。」

他還說:「面對一個經常拒絕談判的社區,非暴力的直接行動正是為了營造一次危機,以及加強一種具創造力的張力,逼使對方面對問題,也使問題戲劇地呈現出來,讓其不能再被忽略。」

馬丁路德金博士對我啟發良多,我們也把這精神栽種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中。緊隨馬丁路德金博士在公民抗命之路的腳步,我們努力去開啟人心中那份自我犧牲的愛及平靜安穩,而非煽惑憤怒與仇恨。

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進一步引述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Margaret)的說法:「違法者與執法者都有一些規則要遵守。示威者的行為要合乎比例,並不會導致過量的破壞或不便。以証明他們的真誠信念,他們應接受法律的懲處。」

雖然終審法院在律政司對黃之鋒案沒有引述這部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Margaret)還說:「另一方面,警察與檢控官的行為也要有所節制,並法官在判刑時應考慮示威者的真誠動機。」這些有關公民抗命的規則應也適用,終審法院應不會反對。

公民抗命的目的並不是要妨擾公眾,而是要喚起公眾關注社會的不公義,並贏取人們認同社會運動的目標。若一個人被確立了是在進行公民抗命,那他就不可能會意圖造成不合理的阻礙,因那是與公民抗命背道而馳,即使最後因他的行動造成的阻礙是超出了他所能預見的。

非暴力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指導原則。公民抗命的行為,就是佔領中環,是運動的最後一步。進行公民抗命時,示威者會坐在馬路上,手扣手,等候警察拘捕,不作反抗。我們計劃及希望達到的佔領程度是合乎比例的。我們相信所會造成的阻礙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們已做了公民抗命中違法者所當做的,我們期望其他人也會做得到他們所當做的。

追求民主

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公民抗命的方法是否合乎比例,不能抽空地談,必須考慮進行那行動的目的。

這是一宗關乎一群深愛香港的香港人的案件,他們相信只有透過引入真普選,才能開啟化解香港深層次矛盾之門。

我就是他們其中一人。與那些一起追尋同一民主夢的人,為了我們的憲法權利,我們已等了超過三十年。當我還在大學讀法律時,我已參與香港的民主運動。現在,我的兒子也剛大學畢業了,香港還未有民主。

馬丁路德金博士在信函中還說:「壓迫者從不自願施予自由,自由是被壓迫者爭取得來的 .... 如同我們出色的法學家所說,延誤公義,就是否定公義。」我們在追求公義,但對當權者來說,我們計劃的行動誠然是妨擾。

《基本法》第45條規定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條規定:

「凡屬公民,無分第二條所列之任何區別,不受無理限制,均應有權利及機會:.... (乙)在真正、定期之選舉中投票及被選。選舉權必須普及而平等,選舉應以無記名投票法行之,以保證選民意志之自由表現 .... 」

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在《第25號一般性意見》,為《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5(乙)條中的「普及而平等」,提供了它的理解和要求。第15段說:「有效落實競選擔任經選舉產生的職位的權利和機會有助於確保享有投票權的人自由挑選候選人。」第17段說:「不得以政治見解為由剝奪任何人參加競選的權利。」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在2004年就《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作出的解釋,實質改變了修改行政長官選舉辦法的憲法程序。在行政長官向立法會提出修改產生辦法的法案前,額外加了兩步。行政長官就是否需要進行修改,須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報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作出確定。相關法案須經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並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或者備案。

在2014年8月3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完成了憲法修改程序的第二步,作出了有關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除決定行政長官可由普選產生外,就普選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設下了具體及嚴厲的規定。

提名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都得按照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人數、構成和委員產生辦法而規定。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只可提名產生二至三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每名候選人均須獲得提名委員會全體委員半數以上的支持。

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自行設定的程序,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應只有權決定是否批准或不批准行政長官提交的報告,而不能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提名程序,設下詳細的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連自己設定的程序也沒有遵守。

若按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設下的嚴厲條件去選舉產生行政長官,香港的選民就候選人不會有真正的選擇,因所有不受歡迎的人都會被篩選掉。這與普選的意思是不相符的。

這些香港人進行公民抗命,是要喚起香港社會及世界的關注,中國政府不公義地違背了憲法的承諾,也破壞了它的憲法責任。我們所作的,是為了維護我們及所有香港人的憲法權利,包括了反對我們的行動的人;是為了要我們的主權國履行承諾;是為了爭取香港憲制進行根本改革;及為香港的未來帶來更多公義。

和平示威的權利

這案件是關乎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根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的原先計劃,舉行公眾集會的地方是遮打道行人專用區、遮打花園及皇后像廣場,時間是由2014年10月1日下午三時正開始,最長也不會超過2014年10月5日。我們期望會有三類人來到。

第一類人已決定了會參與公民抗命。他們會在過了合法的時限後,繼續坐在遮打道上。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二或第三個選項的人。第二類人決定不會參與公民抗命,而只是來支援第一類人。過了合法的時限後,他們會離開遮打道,去到遮打花園或皇后像廣場。他們是那些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意向書上選了第一個選項的人。第三類人還未決定是否參與公民抗命的行動。他們可以到合法時限快要過去的最後一刻,才決定是否留在遮打道上。

我們相信警方會有足夠時間把所有參與佔領中環公民抗命的示威者移走。估計會有數千人參與。我們要求參與者要嚴守非暴力的紀律。我們採用了詳細的方法去確保大部分即使不是所有參與者都會跟從。

我們是在行使受《基本法》第27條保障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這也與同受《基本法》第27條保障的言論自由有緊密關係。透過《基本法》第39條,言論自由、表達自由、和平集會的自由受《香港人權法》第16及17條的憲法保障,而這些條文與《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及21是一樣的,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部分。

若原訂計劃真的執行,那可能會觸犯《公安條例》一些關於組織未經批准集結的規定,但我們相信那會舉行的公眾集會是不會對公眾構成不合理的阻礙的。會被佔領的空間,包括了馬路,是公眾在公眾假期可自由使用的。計劃佔領的時期,首兩天是公眾假期,最後兩天是周末。

當公眾集會的地方轉到政府總部外的添美路、立法會道及龍匯道的行人路及馬路的範圍(下稱「示威區域」),雖然集會的主題、領導、組織及參加者的組成已改變了,但精神卻沒有。在2014年9月27和28日,人們是被邀請來示威區域參加集會的。這仍然是公民在行使和平示威自由及言論自由的權利。

相類似的公眾集會也曾在2012年9月3至8日,在反國民教育運動中在示威區域內舉行。除卻公民在那時候還可以進入公民廣場(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在2012年9月在反國民教育運動的佔領空間,與示威者在2014年9月27和28日在警方封鎖所有通往示威區域通道前所佔領的空間是很相近的。

自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後,這示威區域已被普遍認同,是可以用來組織有大量公眾參與,反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大型公眾集會的公共空間。換句話說,公眾都認知示威區域是一個重要場地,讓香港公民聚集去一起行使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

根據此我們也抱有的公眾認知,當我在2014年9月28日凌晨宣布提前佔領中環的時候,我們只可能意圖叫人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會是任何其他地方。要佔領示威區域以外的地方,沒可能是當時我們所能想到的。沒有人會如此想的。

在梁國雄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 Leung Kwok-hungv。HKSAR(2005)8HKCFAR229,終審法院指出:「和平集會權利涉及一項政府(即行政當局)所須承擔的積極責任,那就是採取合理和適當的措施,使合法的集會能夠和平地進行。然而,這並非一項絕對責任,因為政府不能保證合法的集會定會和平地進行,而政府在選擇採取何等措施方面享有廣泛的酌情權。至於甚麼是合理和適當的措施,則須視乎個別個案中的所有情況而定。」

如控方証人黃基偉高級警司(PW2)在作供時所說,當有太多的示威者聚集在鄰接的行人路,警方為了示威者的安全,就會封鎖示威區域內的馬路。能有一個公共空間讓反對政府的人士和平集會以宣洩他們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的不滿,對香港社會來說,那是一項公共利益。即使在示威區域長期舉行集會是違反《公安條例》,但這不會對公眾構成共同傷害。受影響的部分公眾只是很少,而造成的不便相對來說也是輕微。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在楊美雲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案 Yeung May-wanv。HKSAR(2005)8HKCFAR137中說:「《基本法》第二十七條下的保障,不會純粹因為集會、遊行或示威對公路上的自由通行造成某種干擾而被撤回。本席認為,除非所造成的干擾屬不合理,即超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可容忍的程度,否則集會、遊行或示威不會失去這項保障。關於這一點,本席認為,大型甚或大規模集會、遊行或示威的參加者往往有理由指出,只有如此大規模的活動才能協助有效地表達他們的意見。除此之外,

本席認為最明顯的相關考慮因素是干擾的嚴重程度和干擾為時多久。不過,也可能有其他的相關考慮因素,本席認為包括以下一項:在有關的干擾發生之前,是否有人曾一度或數度作出一項或多項干擾行為?可合理地預期公眾能容許甚麼,乃屬事實和程度的問題,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法庭務須謹記,毫無保留地保存相關自由,正是合理性的定義,而非僅是用作決定是否合理的因素之一。」

參與示威區域的公眾集會的示威者並不能構成阻礙,因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由警方封鎖的。警方封鎖示威區域的馬路是為了保障示威者的安全,讓他們可以安全地及和平地行使和平集會的權利。就算在示威區域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考慮到示威者是在行使他們的和平示威自由的憲法權利,那阻礙也不能是不合理的。

即使當示威者在2014年9月28日走到分域碼頭街及夏慤道,人們只是被邀請來到示威區域而不是留在那些道路上。警方被要求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好讓人們能去到示威區域與示威者們一起。若非通往示威區域的通路被警方封鎖了,大部份人即使不是所有人,應都會進入示威區域,而那些道路就不會被佔領。催淚彈也就沒有需要發放。

警方應有責任去促使公民能在示威區域舉行公眾集會,但警方卻把示威區域封鎖了,阻礙人們來到示威區域參與公眾集會。示威區域內的示威者不可能意圖或造成任何在示威區域以外所出現的阻礙,因他們只是邀請人們來到示威區域與他們一起。

當警方見到已有大量人群在示威區域外意圖進入示威區域,警方仍不負責任地拒絕開放通向示威區域的通路。警方必須為示威區域外所造成的阻礙及之後發生的所有事負上責任。

在警方發放87催淚彈及使用過度武力後,一切都改變了。如此發放催淚彈是沒有人能預見的,事情再不是我們所能掌控。到了那時候,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事,就是帶領參加運動的人平安回家。

在發放催淚彈後的無數個日與夜,我們竭力用不同方法去盡快結束佔領。我們幫助促使學生領袖與政府主要官員對話。我們與各方商討能否接受以變相公投為退場機制。我們籌組了廣場投票。即使我們這些工作的大部分最後都沒有成效,但我們真的是盡了力及用盡能想到的方法去達到這目標。最後,我們在2014年12月3日向警方自首。金鐘範圍的佔領在2014年12月11日也結束了。

不恰當檢控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公眾妨擾罪作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如賀輔明勳爵in R v Jones(Margaret)所指出,檢控官也有公民抗命的規則要遵守的,他們的行為要有所節制。

在「Public Nuisance – A Critical Examination, 」Cambridge Law Journal 48(1), March 1989, pp。55-84,一文,J.R.Spencer 看到:「近年差不多所有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的案件,都出現以下兩種情況的其中一個:一、當被告人的行為是觸犯了成文法律,通常懲罰是輕微的,檢控官想要以一支更大或額外的棒子去打他;二、當被告人的行為看來是明顯完全不涉及刑事責任的,檢控官找不到其他罪名可控訴他。」兵咸勳爵在R v Rimmington[2006] 1AC469 採納了J。R。Spencer 對檢控官在控訴公眾妨擾罪時暗藏的動機的批評。

若有一適當的成文罪行能涵蓋一宗公民抗命案件中的違法行為,我們可以合理地質問為何要以公眾妨擾罪來起訴?即使這不構成濫用程序,

但這案件的檢控官一定已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適用於他的公民抗命的規則,因他並沒有節制行為。

這是關乎不恰當地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的案件。

同樣地,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的。在串謀的控罪,控方提出的証據是我們的公開發言。按定義,公民抗命一定是一項公開的行為。若這些公開發言可以用於檢控,那會把所有的公民抗命都扼殺於萌芽階段。那麼說公民抗命是一些光榮之事就變得毫無意義,因公民抗命根本就不可能出現。更惡劣的後果是,社會出現寒蟬效應,很多合理的言論都會被噤聲。對言論自由的限制必然是不合乎比例。

在香港普通法是否有煽惑人煽惑這罪名仍存爭議,但即使真有這罪行,在一宗公民抗命的案件及一宗涉及和平示威自由的權利的案件,以串謀及煽惑人煽惑為罪名起訴,那是過度地、不合理地及不必要地擴展過失責任。

因主罪行是那惹人猜疑的公眾妨擾罪,以煽惑人煽惑去構成公眾妨擾罪來起訴,那更會把過失責任擴展至明顯不合理的程度。若檢控官的行為不是那麼過度和不合理,起訴的罪名是恰當的,我們是不會抗辯的。無論如何,當控罪相信是過度及不合理,我們提出抗辯不應被視為拒絕接受法律的懲處,違反了違法者的公民抗命規則。

有些問題是我這位置難以解答的。若檢控官違反了賀輔明勳爵在R v Jones (Margaret) 所指出的公民抗命的規則,那會有甚麼後果呢?由誰來糾正這錯誤呢?

守護法治

歸根究底,這是一宗關乎香港法治與高度自治的案件。

作為香港法治及憲法的學者,我相信單純依靠司法獨立是不足以維護香港的法治。缺乏一個真正的民主制度,政府權力會被濫用,公民的基利不會得到充分的保障。沒有民主,要抵抗越來越厲害對「一國兩制」下香港的高度自由的侵害,會是困難的。在「雨傘運動」後,還有很長的路才能到達香港民主之旅的終點。

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鄧國楨在退休前法庭儀式上致辭說:「雖然法官決意維護法治,讓其在香港的價值及運用恒久不變,但關鍵在於社會對法官予以由衷的支持。那應是何等形式的支持?我認為,應是全面而徹底的支持。如果法官受到不公的抨擊,請緊守立場並支持他們。可是,不要只因爲某些事件才對他們表示支持。那並不足夠,也可能已經太遲。大家應致力在社會上培養有利於法治的氛圍。我們在香港擁有新聞自由及選舉自由,必須努力發聲,讓你的選票發揮作用。請相信我,自由的代價是要時刻保持警覺。更重要的是,永遠不要放棄或低估自己的力量。如果我們整體社會堅持維護法治,無人可以輕易把它奪走。千萬不要讓此事變得輕而易舉。」

我們都有責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我在這裹,是因我用了生命中很多的年月,直至此時此刻,去守護香港的法治,那亦是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可或缺的部份。我永不會放棄,也必會繼續爭取香港的民主。

我相信法治能為公民抗命提供理據。公民抗命與法治有共同的目標,就是追求公義。公民抗命是有效的方法去確保這共同目標能達成,至少從長遠來說,公民抗命能創造一個氛圍,讓其他方法可被用來達成那目標。

若我們真是有罪,那麼我們的罪名就是在香港這艱難的時刻仍敢於去散播希望。入獄,我不懼怕,也不羞愧。若這苦杯是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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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余海峯 David:NASA社交媒體科普教材:回應Marvel粉絲「拯救Tony Stark」的請求 (767)

萬眾期待的《復仇者聯盟4》首支預告片前天公開,可見Iron Man Tony Stark身處宇宙飛船之中,在宇宙空間漂浮,並表示食物和水已經用盡,只剩下半天氧氣。

網絡是個神奇的地方。一眾 Marvel 粉絲竟然發起 #SaveTonyStark行動,紛紛傳送訊息或透過 Hashtag 請求NASA 出動救援Tony Stark。NASA起初只是在Twitter表示,希望大家停止傳送請求救援的訊息。然後,NASA又貼出了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是 NASA的地面控制中心,並寫道:

「嘿,Marvel,我們聽到 Tony Stark 的遭遇了。我們的意見是,你們首先應該做的是在地面控制中心聆聽『復仇者,我們有個問題。』但如果他不能進行聯繫,我們建議地面控制中心動用所有資源掃描天空,尋找你的失蹤伙伴。」

NASA除了趁機向大眾展示了地面控制中心之外,更向1970年4月11日升空的「阿波羅13號」探月太空任務致敬。阿波羅 13 號太空船在登陸月球前,服務鎗的氧氣罐爆炸,導致太空船嚴重損毀,登月任務必須中止。任務其中一名太空人斯威格特(Jack L. Swigert)向地面控制中心報告:

「休斯頓,我們這裡有了個問題。(Houston, we’ve had a problem here.)」

最後,任務三名太空人必須搭乘原本用來登月的登月鎗返回地球。這次意外曾經於 1995 年被拍成電影《阿波羅 13 號》,由湯漢斯(Tom Hanks)主演,電影中太空人向地面控制中心說出一句差不多的話:

「休斯頓,我們有個問題。(Houston, we have a problem.)」

使這成為家傳戶曉的電影名句。所以,NASA這次除了向真正的阿波羅任務致敬外,也向科普電影《阿波羅 13 號》致敬。

之後,有人發現NASA的這張地面控制中心的照片中,竟然有個寫著「THOR」的牌子,旁邊更放了一把雷神之鎚「妙爾尼爾(Mjölnir)」!粉絲們高興地發現了這個「彩蛋」後,NASA再次回應,解釋「THOR」的意思是「熱能執行及資源(THermal Operations and Resources)」小組的簡稱,是個負責國際太空站熱能設備的重要小組,是「控制中心最強的英雄(Mission Control’s mightiest h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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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NASA
地面控制中心最前排右方,有個牌子上寫著「THOR」,旁邊更放了一把「妙爾尼爾」!

「致敬」和「彩蛋」都是電影、動漫粉絲非常重視的行為。NASA向來重視在社交媒體上推動科普,今次Marvel粉絲們發起的行動本屬幽默,NASA卻能把握機會,在《復仇者聯盟4》的話題上科普一番,更在照片中放置了雷神「彩蛋」,實在是非常好的科普教材。

今天的科幻是明天的科學,誰知道未來人類會否有能力進行星際救援?

延伸閱讀:人人都不能拿起雷神之鎚,因為它是來自中子星的超導材料!?

本文獲授權載,原文見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鄭家榆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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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新聞】溫朗東:吳寶春不值得我們一絲一毫的同情 (1076)


吳寶春不值得我們一絲一毫的同情。

台灣人到中國做生意,所在多有。面對中國打壓,時有所聞。時勢比人強,不得不低頭。看見台灣人低頭,我們感到心酸,也不忍苛責。

你不得不低頭。但你大可不必津津有味的舔對方的鞋子。

周子瑜被舉報台獨(因為拿了中華民國的旗子),她透過經紀公司JYP的youtube頻道現身道歉。她的表情傳遞的是怎樣的無奈,看過的人都記憶猶新。

戴立忍被舉報台獨,他在「微博」上面發了三千多字,裡面只提到在他的教育脈絡上「從小我被教導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自幼父親描述大陸山川壯麗景況深深影響我......」他只承認自己是文化上、血統上的中國人。

中國網民不領情,群起激憤的要戴立忍說一句「我是中國人,台灣屬於中國」。戴立忍沒有照做。

他低頭了,為了作品,為了劇組,為了在乎的人。但面對強權,他沒有無止盡的諂媚。

85度C,因為蔡英文路過美國的時候買了咖啡,被舉報台獨。85度C雖然避稅、產品服務也不怎樣,但他的道歉聲明,只在中國官網上看得到。你現在去台灣的網頁看,是沒有的。

85度C說了九二共識、兩岸一家親、華人品牌。他沒有說台灣是中國的。他沒有說自己是中國企業。他沒有說中國台灣。

吳寶春,在台灣人慣用的臉書上,面對台灣消費者,說了其他人都說不出口的「中國台灣」,說自己是「驕傲的中國人」。

我們不是藝人,不是導演,不是企業主。我們沒辦法替他們承受打壓,我們並不真的背負員工生計的重擔,我們不能強求他們必須犧牲周邊的人,成全我們的國族意識。

但我們可不可以卑微的,期待一種「不那麼賣命的彎腰姿態」?我們可不可以希望,有人在遭受中國欺負而低頭的時候,不要那麼努力,不要那麼無下限,不要那麼樂在其中?

我們可不可以在看到中國的鞋子被舔得雪亮的時候,感到一絲憤怒?

台灣之光、職人出頭天、行行出狀元。吳寶春頂著這些頭銜,享受了台灣媒體的光環,在台灣人的支持與高人氣下,從隆大營建那得到了三年不用租金的優惠待遇。

我跟隆大營建董事長陳武聰一面之緣,他是個傳統海派的南部生意人。隆大當時會在重點推案的精華店面,做出三年免租金優惠,表面上來看,是炒熱商圈人氣行情的互利模式。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不也是反映了台灣民眾、在地生意人對新起之秀、台灣之光的支持?

消費者的支持,房東的支持,媒體的支持,甚至是總統的支持。這些年來,整個台灣社會支持你,然後你為了去賺中國人的錢,說中國台灣,說自己是驕傲的中國人。

台灣人孕育你長大,也不求什麼回報,甚至也能體諒情勢比人強的無奈。

但你低頭的樣子,真的可以不必這麼難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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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11

【立場新聞】黃鶴鳴:特首解畫反令我有更多疑團 (1387)


特首林鄭月娥於今早(12月11日)的記者會上 ,就孟晚舟持多本特區護照「解畫」。她強調孟晚舟於加拿大被捕,屬外交事宜,所以她不宜評論太多。 但特首親口證實了,原來孟晚舟是香港永久居民。

特首以上的解畫,反而令我有更多疑團。港府一直以事件屬外交層面為由, 企圖就孟晚舟被捕一事置身事外, 三緘其口。 但當孟晚舟成為香港永久居民,並持有有效特區護照時, 便即和你我一樣是香港人,亦理應代表已放棄了中國籍(但她為何仍能持有有效中國護照則不得而知)。

按政府以往慣常做法,如港人在外國出事,都會由港府派代表到當地了解跟進。但為何自孟女士被捕後,港府對這位香港人的遭遇卻可以置身事外,並任由中國外交部繞過港府,為這位應已放棄中國籍的女士抱打不平呢 ?莫非因孟女士這位「香港人」 身兼跨國企業高層 ,所以可獲得中國外交部特別照顧 ?又或是如外界揣測, 孟女士是中國政府的白手套, 所以屬外交事件,令港府無從過問?港府就孟晚舟這位「香港人」被捕一事,理應有個官方說法 ,而不應只推搪為外交事宜並置身事外。

否則, 若日後再遇類似事件,我們香港人在境外被捕,,究竟我們應期望特區政府跟進, 還是如孟女士一樣 ,會獲中國政府「特別照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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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評論】蹦蹦金金:馬克龍罪有應得:媒體沒有告訴你的三個「黃背心」真相 (746)

許多關於法國最近「黃背心」抗議活動的報導,內容過於狹隘及片面,而重要的事實真相卻少有人分析,實際上黃背心運動真的是媒體上看到的那樣嗎?這篇文章要讓大家重新思考。

「黃背心運動是因為法國總統馬克龍計畫提高環保燃料稅,使得柴油油價高漲,進而引起的示威運動?」

就表面上來看的確是如此,但油價高漲不過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首先我們先來了解這個使得油價高漲的「環保燃料稅」。

推動環保政策是馬克龍在2016年競選總統時的重要政見之一,這「環保燃料稅」的目的在於增加法國政府的環境保護預算,好用於投資再生能源,補助民眾購買清潔能源汽車等,降低對化石燃料的依賴以達到減少碳排放的目的。

但實際上,打著環保旗幟的法國政府在2018年時把五億七千七百萬歐元的環保預算刪除,轉移到一般預算上,也就是這「環保燃料稅」實際上並非完全的落實在環境保育的用途上。

而說到環保,就不得不提到法國的環保部長。原本馬克龍政府招攬到聲望極佳的環保人士——余落(Nicolas Hulot)為新政府的環保部長,就在余落上任後的15個月,他在一個直播節目中無預警的閃電辭職。余落當時說道「我再也不願意騙自己了,我不願意給人們一種幻想,似乎我在政府的存在意味着政府採取了與環保挑戰相符的行動。」之後馬克龍政府便不再招攬環保人士,任原本是國會議長的政客——呂吉德(François de Rugy)為新任環保部長。

至於馬克龍政府制定的能源政策也是受許多學者所詬病,並未完全符合環保要求,其中牽扯了很多官商利益結構,這裡就不冗談。

看到這裡我們可以發現,馬克龍政府以環保的名號增加「環保燃料稅」,但實際上政府並沒有如同自己聲稱的那般重視環保,民眾多繳的「環保燃料稅」不一定是作為環保所用。

砍了環保預算還加了「環保燃料稅」,民眾當然覺得莫名其妙,但是爆發抗議的最直接原因還是由於對一般中產階級來說,所得負擔不起這樣的油價。法國的基本薪資比台灣高出不少,為什麼一般民眾還是覺得喘不過氣,為什麼法國稅率這麼高,政府的財政卻年年赤字?這時就要來談談法國「稅」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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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法國的社會福利制度完善,也就是經濟弱勢族群有著許多政府補助,能做到這一點,必需要有龐大的稅收來做為政府預算的來源。而這高稅率也成為法國人最怨聲載道的一點。

有人埋怨因為法國的社會福利制度,產生了有能力卻不願去工作,濫用福利資源的社會蠹蟲。辛苦賺的錢,繳的稅要拿去養不事生產的人,這也是為什麼大刀闊斧財稅改革為主要政策之一的馬克龍,當初會以高民意當選法國總統。

「馬克龍總統當選後提出的經濟改革,砍了許多稅?」

馬克龍的確大動作改革,但稅改獲益最大的贏家卻是原本就富有的人。

首先他上任的第一個預算案,就以英國脫歐後為了吸引英國銀行家來法國投資的名義,取消了所得在最高區間的銀行家及保險業者的稅;也就是說投資者到法國投資後,收入高於一定值則不需要繳稅。

馬克龍原本就是銀行家出身,極右派國家陣線黨黨魁雷朋(Marine Le Pen)就指控,減稅的用意是要籌庸那些競選時的金主。許多學者也以冰島2008年的破產為借鏡,指出投資者才是經濟危機的亂源。

馬克龍還反對徵收物業稅,也就是上屆法國總統歐蘭德為了改善財政問題而調高的「富人稅」。「富人稅」只適用於個人總資產超過130萬歐元的納稅人,規定遊艇、豪車等高價值動產也計入應稅範圍。根據估算過後,刪除物業稅將會為法國的有錢人減少七成的財富稅支出。

左派經濟學家派克提(Thomas Piketty)說,馬克龍的稅改將造成貧富不均擴大。

除了富人稅之外,馬克龍確實也有改革一般所得稅,例如取消疾病保險分攤金及失業保險分攤金,但另一方面他也提升了普通社會保險捐稅(CSG),這樣一來一往的增刪,在中產階級淨收入上並無非常大的差異,造成一般民眾無感。

法國政府大部分的稅收都用於社會福利上,社會福利保障的支出已經佔了法國生產總值的30%以上,政府大量支出引發財政赤字,所以我們會想到,解決問題的方法是不是該降低過高的社會福利制度?

「財政漏洞都要怪社會蠹蟲?」

的確,因為社會福利保障水平高,在法國明明可以勞動卻不願工作只領取救濟、鑽漏洞申請各種補助的人不在少數。

但討論社福詐欺前我們先來了解法國的社會福利,法國的社會福利主要涵蓋項目為四個方面:養老、失業、醫療、家庭。

首先養老保險支出就占了社會福利基金的半數以上,但此項保險是只要達到年齡門檻或是退休後全民皆可受益。大部分說到社會蠹蟲詐領的福利補助主要在醫療、家庭、失業三方面,也就是他們的實際影響少於社會福利基金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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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前馬賽副市長、法國共和黨國會議員——提安(Dominique Tian)於2011年調查法國的社福欺詐總數,公布所得到的數字為40億歐元,也就是人民所繳的社福稅中有40億歐元進到社會蠹蟲的口袋。

諷刺的是提安後來在2018年因為洗錢而被判刑。實際上因雇主或大企業各種逃漏稅而造成的財政損失遠遠大於社會蠹蟲,知名的大公司Google、星巴克等都涉及在法國逃漏稅。根據2014年法院的報告,企業雇主逃漏稅的財政詐欺造成每年至少有200億歐元以上的損失,是社會蠹蟲的五倍以上,這些損失政府再從其他稅收(增值稅,投資者關係,地方稅......)補充,等於每個法國人每月支付137歐元以抵消這種財政欺詐的成本。

每年基本薪資調漲後人民所得的「數字」當然有所增加,但人民的購買力並不如政府所說的有所提升,甚至增加了其他稅收反而造成購買力下降,把所有財政赤字歸咎於社會福利詐欺是故意誤導,如果把大企業逃漏稅這種財政欺詐行為減半,則不再需要緊縮政策,但可悲的是,馬克龍總統卻大砍富人稅,完全反其道而行。

「電視新聞不是這麼說的?」

懂法文的人可以看看這篇文章的資料來源,會發現很多資訊是來自於獨立媒體而非主流媒體。因為在法國,主流媒體如同許多國家一樣,被財團等既得利益者所掌控,導致主流媒體受到壓力喪失公平性,所提供的資訊是經過篩選的片面訊息,並非完整。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需要支持不偏頗的獨立媒體,這樣人民才能獲得不同資訊以利獨立思考,而非被片面訊息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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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財團與媒體的關係圖 | 出處:La Monde Diplomatique

看到這裡大家應該更了解法國黃背心為何憤怒,為何凍漲燃油稅後黃背心依然繼續抗爭。他們氣在馬克龍政府提出各項圖利財團的富人政策,卻對一般基本民生沒有實質幫助,甚至是雪上加霜。我們不該只看到片面的媒體報導就把黃背心運動貼上單純暴民的標籤,可別忘了當初的法國大革命可是把許多皇室推上了斷頭台,而那場法國大革命造就了後來自由、平等、博愛的法國。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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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媒體】林保華:美國情報部門發威,重創華為直搗中國 (1044)

習近平被迫在G20與特朗普訂立城下之盟,說明美中貿易戰中共有不能不屈膝的理由。但是美國的咄咄逼人一直沒有放鬆,中國也不敢反擊,顯得非常窩囊。美國不但在經濟上施壓,而且立即爆發加拿大政府應美國的引渡要求,於當地時間12月月1日在溫哥華逮捕全球第一大電信裝置製造商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女兒、華為副董及財務長孟晚舟,並訂於7日舉行保釋聽證,未來可能引渡到美國。

一般的評論只是從經貿角度來解讀這個問題,這個視野太過狹隘。其實這關係到中美戰略競爭中的一個非常重要戰役,而且會牽動整個中美戰局與全球戰局,並且導致中共的進一步潰敗。

華為是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企業,以民間面目出現便於從事間諜活動。這個間諜活動規模多大,深入到什麼程度,一般人並不瞭解。孟晚舟被捕將是一個重要突破口。

華為開始出名是2001年賓拉登攻擊紐約世貿中心的911事件。因為在阿富汗為賓拉登架設光纖電纜設備工程使賓拉登得以利用網路指揮這場攻擊的就是華為、中興等中國“民企”。雖然美國媒體報導了這些,然而美國政府對中共的邪惡本質缺乏認識,沒有進一步調查,中共也以回應美國反恐而蒙混過關,甚至藉此鎮壓維吾爾族人。其後這些企業繼續活躍在中東戰亂地區協助反美勢力從事他們的諜報工作。當時對華為稍有警覺的只有印度。

孟晚舟不是一般副董與財務長,而是任正非的長女,將來會升任董座而成為任的真正接班人。更重要的是,華為1987年在廣東創辦,孟晚舟1993年就進入華為工作,因此華為做些什麼,包括與恐怖分子的關係,不但她在公司裡會有些瞭解,還會在家裡瞭解更多的機密。財務長掌握整個公司的財政收支,不但瞭解在什麼地區有業務,也包括業務性質與範圍,因此孟晚舟的被捕,對華為與中共的所作所為,無疑是沉重的打擊。

特朗普上臺後突然改善與北韓的關係,卻重新制裁伊朗,讓有些人不解。現在看來,特朗普制裁伊朗,某種程度上是聲東擊西的意在沛公的中國。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今年10月首度將一名被指是國安情報人員的中國人引渡至美國,此人今年4月在比利時被捕,被控密謀取得美國通用航空等公司的商業機密。他是江蘇省國家安全廳第六局屬下一名副處長徐延軍。

這次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專機被捕,說明她的行蹤已經為美國情報部門掌控。最近西方國家逮捕一些共諜,相信美國情報部門居功厥偉。包括潛伏在臺灣的共諜,美國也沒有放過。

曾經有報導說,特朗普最後決定向中共全面開戰,中央情報局(CIA)也有參與。他們把習近平一些親信所發表的狂妄反美言論給特朗普看,讓特朗普瞭解習近平的企圖與野心。中情局長龐皮歐升任國務卿而對中國不假辭色也可見一斑。

孟晚舟的被捕與特習會幾乎同時,中共都採取低調態度;這兩年華為紛紛被西方國家抵制,也都低調應對,顯示其心虛。現在事態公開,中國將會如何反應應該更為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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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蘋果日報】李怡:世道人生:邪 惡(李怡) (3415)


中國外交部先後召見加拿大及美國大使提出抗議,聲言如果加方不釋放孟晚舟,「必將造成嚴重後果」。中國官媒連番發文,指摘加拿大侵犯中國人權益。人們不禁會問,瑞典國民桂民海的權益又在哪裏?

兩個月前,一名中國男子Yanjun Xu,涉嫌竊取數間美國航空和航天公司商業機密,在比利時遭拘留,10月9日引渡到美國受審。中國沒有吭聲,連他的中文名字外界也不知道。

多年前,一個中國高官在深圳說,中國老百姓「算個屁」。孟晚舟若只是一個「屁民」,中共政權會如此關心她的人權嗎?中共高調抗議本身,適足以此地無銀三百両地證明,華為絕非一間如其表面的民營公司,而孟晚舟作為首席財務官,也絕對是一個掌握所有運作和交易證據的職位。正如中共抓貪腐都首先要控制財務部經理一樣。

今年7月間,大陸有兩段網文,揭露華為手機裝有竊聽功能。一段引述華為員工內部的「心聲社區」論壇上的帖文,某員工同「阿姨」談話,講到阿姨的兒子即某同事不孝順,帖子結尾處是:「聽這個阿姨說,她的兒子是搞竊聽的(應該是監聽,可能是在集成合作部)。」另一段網文是:「東莞市松山湖科技產業園華為手機生產基地的內部員工透露:華為每款手機和電腦裏面都秘密安裝了監聽軟體,客戶無法刪除,只要你使用了華為手機或華為電腦,不論你身在世界任何地方,你的通電過程、個人資料、手機安裝了甚麼軟體、手機上的圖片、資訊、個人隱私都將呈現在華為公司的內部監控屏上。」

華為銷往全球,於是全球都進入華為監控屏。外國傳媒推測中國官方強烈反應的原因之一,是擔心「還會有其他中國企業領袖、高官遭此際遇,後患無窮」。其二是此案很有可能會在審訊過程中,令許多中國不欲外界知道的秘密被揭露,比如華為與中國政府甚至與中國軍方的關係,又如孟晚舟離奇地擁有多本護照,這些秘密將會在審訊中一一揭開。

孟晚舟在溫哥華的豪宅,被多人闖入,是否也同要消滅證據或揭露證據有關?在中美貿易戰要達成協議的90天期限內,相信還會有離奇事件發生:陷官司、被自殺、流感死……。這是一場揭露與掩蓋邪惡的爭奪戰。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郝建在網上說:「我認為華為不是在『幫助邪惡政權』,它根本就是這個政權的重要組成部份之一。」中共的反應似乎證實了這句話。

但孟案已經進入司法程序,在司法獨立已經毋庸置疑的國家,總理、總統都無權介入。中國以為打打嘴炮就可以威嚇到文明國家的獨立司法審訊,實際上不但不會有效果,而且使外國人對中國徒生厭惡。

香港工聯會為孟案去美國領事館示威,也是效用適得其反的笑話。與此對比的是,何志平從被捕到罪成,香港無一人,包括他家人和重用他的董建華,出來講一句話。這些都有一國特色,卻再無兩制。涉案的是華為在香港的子公司,孟晚舟不知如何會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更擁有三本特區護照。當然,她的中國護照有四本,關係網絡仍勝香港三本一籌,正如中國高官常說:一國高於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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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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