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05-11

龍應台:誰的城市誰的家 –––我的市民主義

【明報】都會新興階級的需求當然必須得到滿足──劇院、美術館、音樂廳、高格調的酒館、餐廳、沙龍等等,可是那個獨坐廢墟的老婦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術館音樂廳而是與鄰居聲氣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極拳的小公園,可以大聲笑鬧的戲園子。她的文化權誰在照顧?大都會裏有多少像她這樣的老婦人?佔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幾?

作者簡介

龍應台, 1952 年生於台灣高雄縣,台灣成功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肯薩斯州立大學英文系博士,曾於紐約市立大學、梅西大學英文系及淡水大學美國研究所任教,旅居德國法蘭克福期間曾任教於海德堡大學。於 1999 至 2003 年2 月間任台北市文化局長,著有《野火集》,《看世紀末向你走來》及《百年思索》等,現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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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盛大的國際會議裏,一個荷蘭代表問我,「台灣不是福爾摩沙嗎?為什麼你們不稱台灣福爾摩沙呢?很容易發音啊。」

我說,「你們怎麼稱你們的國家?」

他說,「 The Netherlands. 」

「請問,」我客氣地說,「你們為什麼不稱它為 He-Lan 呢?我們說荷———蘭。很容易發音的。」

他楞了一下,不說話。

我也就打住了已經到了嘴邊的冷冷的話:用自己的語言為自己的土地命名,好像是天經地義、不必解釋的事吧?

很多上海人以「新天地」為榮,很多台北人對「新天地」讚嘆不已,同時嘆氣,「台北沒有這樣的地方。」

破舊擁擠的石庫門老房子拆掉,讓嶄新的樓房建起,而嶄新的樓房又維持一種古舊的情調,夾雜著刻意留下來裝飾用的石庫門片段殘垣。講究的飲食、流行的音樂、前衛的藝術與時尚,使外國人以為找到了想像中充滿東方情調的古典上海,使上海人覺得自己的生活品味與紐約、巴黎同步同曲,找到了想像中的現代。破敗的老區一眨眼變成一個城市的地標、一種新文化的象徵,上海決策者的機靈和香港開發商的精準估算不能不讓人佩服。

開發商懂行;「新天地」是按照一定配方成分調製出來的文化產品。幾分古老帝國的矜持加幾分租借文化的放肆、幾分共產主義的嚴峻混一點資本主義的誇張,混合得恰當,既向西方人販賣了中國的古典又向中國人推銷了西方的現代。同樣一個處方,同樣一個產品,不同的買主卻買到了截然不同的東西,而且各自興高采烈

「新天地」的開發商本質是市場和消費行為的分析專家,可是當產品是文化時,他就變成了一個最精準的文化觀察家。

可是我一直無法忘記那個老婦人。那時「新天地」還沒有出現,只是整個上海變成了一個拆除大工地。老房子整片整片地在機器聲中轟然解體,灰飛煙滅散成瓦礫頹牆,像戰後廢墟。在一片望不見盡頭的瓦礫堆中,我看見一扇門框還危險地站著,孤伶伶、搖晃晃地站著,門框下坐著一個黑衫黑褲梳著髮髻的老婦人。車子經過她時,我可以清楚地看見她臉上又密又深的皺紋,一臉的茫然。

不要為她擔心,上海人說,政府會安頓的。她會遷到郊區公寓樓裏去,會有現代化的抽水馬桶可用,比石庫門舒服多了。

車子疾駛,我回頭看,瓦礫堆上守著門框的老婦人愈退愈小,很快就不見了,可是那張廢墟上的門,像一個歪歪斜斜的問號,令人不安。

「新天地」在瓦礫堆上豔麗大方地站起,給大都會的新興階級帶來尊嚴和快樂,給大都會本身定下一個價值的新座標。流行、進步、國際化,種種抽象概念在這裏被具體定義,透過物質(譬如各國品牌的啤酒)以及文化作為商品(譬如爵士樂、普普藝術,譬如法國的氣氛和感覺)。

有什麼不對呢?你自己不是一直在大聲呼籲重視文化產業?「新天地」難道不是一個老社區新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典範?

把「新天地」孤立地來看,是的,它是一個成功的開發典範,但是從城市發展的整體來看,有太多「開發」者不能回答的問題:

都會新興階級的需求當然必須得到滿足──劇院、美術館、音樂廳、高格調的酒館、餐廳、沙龍等等,可是那個獨坐廢墟的老婦人的需求,可能不是美術館音樂廳而是與鄰居聲氣相通的小巷弄,可以打太極拳的小公園,可以大聲笑鬧的戲園子。她的文化權誰在照顧?大都會裏有多少像她這樣的老婦人?佔城市人口的百分之幾?大都會的年度預算中又有百分之幾是用在她們身上的?她所享受到的社會資源與新興階級的比例如何?

換一個問法:黑衫黑褲梳髮髻、孤單坐在瓦礫堆中的老婦人,屬於她的「新天地」在哪裏?

老家,變成瓦礫;抽水馬桶,變成未來的象徵。也許都是美意,但是,有沒有人問過她的意見?她有沒有權利決定她要不要抽水馬桶?如果沒有,為什麼沒有?如果有,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市民與城市的管理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契約關係,在上海的「契約」書上,她的文化權是什麼?或者說,像她這樣的「小市民」有沒有權利參與決定這個城市的未來?

這不是商人可以回答的問題,卻是政治家必須思索的問題。

新興階級在「新天地」會晤朋友,開記者會座談會,散步逛街聊天聽音樂,喝進口的啤酒買名牌標籤的服裝。每個人都聽過「後現代」、「國際化」、「全球化」的術語,感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尤其是當自己吃的喝的穿的用的都和紐約人巴黎人一樣時。「與國際接軌」是另一種說法,帶來同樣程度的樂觀信心。

可是,等一下,究竟什麼叫「國際化」呢?是誰在給「國際化」下定義?「國際化」是雙向的──西方人向東方人看齊,東方人向西方人學習,還是單向的──全世界向西方看齊?或者,更可疑的,「西方化」事實上就是「美國化」?當開發商把石庫門文化從實質內容轉變成邊緣裝飾,在「新天地」推出法國的時裝、德國的啤酒、台灣的餐館、美國的音樂,並且藉著消費物質「順便」提供新的價值觀時,人們是否曾停下腳步思索:上海的國際化究竟是什麼?它與東京、香港、漢城的國際化有何不同?它參考比擬的對象是開闊型的紐約倫敦還是內斂型的羅馬柏林?

在急速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傳統文化佔什麼樣的一種位置?它是內容還是裝飾?內容到什麼程度,裝飾成什麼面貌?

在都市「新

天地化」的過程中,上海本身的歷史與性格應該如何對待?它是主體還是──你容許它變成客體?

在新興階級的品味逐漸成為強勢的時候,底層的庶民文化要得到什麼樣的尊重或者提升?

都市的改造不只是拆房子建房子;拆什麼建什麼的每一個決定其實都是文化的抉擇,透露出我們對過去的認識以及對未來的想像。老屋代表著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甚至生命哲學。拆老屋建新屋,就是以不同的空間格局塑造另外一種生活方式、處世態度、生命哲學。它不僅只是土木工程,它是文化的開啟與創造,是我們傳承給下一代的生命哲學。

這麼重大深沉、影響長遠的問題,豈是一個「開發」的經濟問題而已?

我站在「中山堂」三個字下面,望向廣場。淡淡的陽光,微微的風,光著上身的少年在溜滑板,年輕的女人推著嬰兒車,老人家拄著柺杖散步。是的,這是台北最美好的廣場,它沒有市府廣場那麼疏離,也沒有總統府廣場那麼冷峻,倒像一只盛著透明愛玉冰的小碗,吸引著人們手牽手走進來,彼此靠近。

廣場是都市的自然舞台,以太陽作專業燈光,清風明月為特殊效果。它可以閱兵,展現強人實力。它可以聚眾示威,呈現民間力量。它可以變成坦克車的屠殺場,但它更可以是人們約會散步、納涼休息、聽音樂看表演的地方。整個羅馬城的文化都展開在廣場上。

這個愛玉冰碗似的廣場,在日本人統治時期是用來歡迎天皇、製造「萬民歡騰」景象的。國民黨來台以後,成為萬人聚集高喊「光復大陸」「蔣總統萬歲」的地方。不管什麼時代,不管什麼人統治,中山堂廣場都是統治者的自家庭院,象徵權力。

七十年為統治者服務,夠了;我要把這個廣場轉化為市民廣場。

歌仔戲在廣場演出時,老人家們很早就來佔位子。很多人穿著汗衫、趿著拖鞋就來,手裏搖著一把團扇。有的阿嬤背上還用大花布綁著嬰兒。月亮升起時,戲台上鑼鼓沸然,戲台下歐吉桑歐巴桑邊看戲邊評頭論足,花臉上台時一陣轟笑。

《蝴蝶夫人》搭出了舞台,廣場上就湧進了一批不同的臉孔。老師帶著全班小學生,大學生穿著牛仔褲,文質彬彬的中產階級帶著一家四口,年輕的母親牽著孩子的手,人們從四面八方向廣場匯集。廣場上擺出了兩千隻凳子,還有三千個人得席地而坐。清越的歌聲繚繞,風輕輕吹起樹葉,五千個人寂靜無聲。

《梁祝》是台灣人記憶最深最動感情的「國歌」,四十年塵封不見,我想把記憶重新打開,把感情釋放,在星空下。

這樣一個夜晚,廣場像一個巨大的魔力磁鐵,輻射出記憶的幽幽召喚;有人從高雄開車趕來,有人從舊金山特別搭飛機回來。六千張凳子一轉眼就坐滿,還有五千個人站著看。星空瞬間烏雲密佈,冬天的雨,直直落下。《樓台會》裏的英台正唱到淒切婉轉之處,冷雨中,台下一萬個人,不動。

每一個景象,都彷彿農村時代在廟埕前搭出野台,村人「把酒話桑麻」的情境,台北市變成台北村。掌聲在雨中激動響起,英台和山伯出來謝幕。一隻白色的老土狗不知什麼時候走上了舞台,就在那舞台中央燈光亮處抖了抖身上的雨水,懶懶地趴下來,閒閒地看著台下的萬人空巷。

我知道,我們已經向歷史奪回了一個廣場。

龍應台,你錯了。它並沒有變成一個徹底的市民廣場。歌仔戲、歐洲歌劇、梁祝,不管吸引了多少人,都是官方主導的文化活動。尖刻一點說,這些活動和集權政府用載歌載舞大型活動製造「普天同慶」、「萬眾一心」的做法本質上差別不大:都是執政者用權力和納稅人的錢舉辦活動來達到某種目的,唯一的差別(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差別)只在於,集權政府有政治意圖而你有文化意圖。可是兩者都是從上而下導師式的菁英思維,人民被當權者「教化」、「培養」、「提升」。那界定廣場意義的人,對不起,仍是政府,不是市民。

當中山堂廣場真正由市民「向歷史奪回」時,廣場上可能有許多藝術家當場作畫,有音樂家演奏、戲劇家表演,小丑獻技,鑼鼓喧天像今天一樣,但是每一個活動、每一場表演都是民間自發的。市民自己有能力有財力組織自己要看要聽的節目。政府,給我站一邊涼去。

這樣的市民不會在享受了一場市府廣場上的耶誕狂歡晚會之後就覺得市長很好,也不會在參與了總統府廣場的豪華跨年晚會之後就覺得總統很英明。他反而要認真質問政府花錢辦活動、做宣傳的隱藏動機和正當性。

這樣的市民,並不多;中山堂廣場距離真正的市民廣場,還有一段路要走。值得思索的是,擺上六千張凳子就可以把一個廣場變成劇場,但是我們如何把威權時代搖旗吶喊的群眾變成獨立自主的市民?如何把政府變小、市民變大?

沒有一個真正的國際化不從自己的村子出發。沒有一個值得愛的城市不從市民的情感開始。沒有一個自尊自重的國家會容許別人來為你命名。沒有一個廣場,不泄漏一個城市的底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