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性人口轉移的經典例子，自然是194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的人口交換﹔ 1923年希臘和土耳其交換200萬名穆斯林和東正教徒，亦與中東息息相關。其時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奧斯曼帝國瓦解，希臘乘機入侵土耳其本土，卻被凱末爾領導的民族政府打敗，協約國遂修改《塞夫爾條約》，將希臘獲分贓的土地「還地於土」，大量難民逃返希臘，雅典唯有把境內穆斯林送回土國「交換」。
沙龍的單邊計劃聲稱要猶太人撤回「安全邊境線」，並以此為以巴國界，又控制所有通往巴勒斯坦區的通道，一切都是以高壓人口轉移為基礎。巴勒斯坦談判代表埃雷卡特便認為，這是以色列將加沙「監獄化」﹕巴人進入以色列要經過重重關卡，以色列放逐「剩餘人口」到「監獄」卻輕而易舉。既然以色列本土的23%阿拉伯裔人被視為第五縱隊，巴人認為單邊計劃的真正目的是建立純種猶太國家、製造變相種族隔離，便不難理解。
沙龍於上周警告猶太人「愈快愈好」地離開反猶太主義重新抬頭的法國、遷居以色列，言行甚不符現代外交基本禮儀，受到法國總統希拉克猛烈抨擊。其實希拉克只要明白「純種」以色列人口的增長全靠移民，便能夠諒解沙龍這番「難言之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