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09-15

羅永生:曾經殖民不再奴性

編按:有人說,兩年的七一遊行激發了香港人的民主意欲,卻也因為吸引了過度的泛民主派出來競選,結果選票分配不均,反而拉低了泛民主陣營在議會裏的席位掌握。成也七一,敗也七一。到底七一遊行在文化上和政治上有何意義?學者羅永生曾經於選舉前提出了看法,如何在選舉後再度分析,且看這個走過殖民的特區城市如何在七一裏建立新的希望。

關於近年來香港種種政治爭論的性質,社會上充滿各種說法,有說管治效率出問題,有說中港存在文化差異,但似乎都只是瞎子摸象,未能指出箇中關鍵:殖民主義。「殖民主義」本該是整個香港問題的要害,但在主流政治話語當中,卻往往被迴避、遮蔽,甚至掩飾起來。最近更有論者指出,學校的歷史教學也在刻意迴避殖民主義。但是,無論在學術分析上還是政治判斷上,我們實有迫切需要打開這個難解的結。否則,我們無法正確解讀七一大遊行的長遠意義,以及為香港未來的社會政治變遷作出恰當定位。

二次大戰之後,世界經歷一浪接一浪的「非殖民地化」運動,亞、非、拉美各地多個殖民地紛紛尋求獨立,不少人認為政治獨立就是殖民主義的終結。可是,過去數十年全球各地冒起的「後殖民研究」,早已指出這種「唯主權」觀點的偏狹。因為殖民主義更是一種治理方式、一種制度、一種心態和一種思想視野,以及一種知識結構,深藏於人們的歷史經驗,它化成心態、習性,滲透社會體質和人們的思維結構。雖然「後殖民地」把外來殖民主人趕跑了,但心態積習和體制慣性卻仍然陰魂不散,也就是說,殖民主義的社會關係和文化意識仍舊可以被不斷複製,它們成為後殖民地人民主體性建設不可迴避的問題。

從未脫離 中國文化血脈

七十年代,北京小心地把香港剔除在聯合國的殖民地名單之外,為的是阻止香港走上和其他殖民地一樣的獨立道路。北京聲稱,香港只是「未解決的歷史問題」。這個說法雖然巧妙,但卻在模糊之處不幸地遮蔽了香港的殖民主義問題。八十年代中國決意收回香港之後,就一直以「回歸」、「統一」等觀念為香港問題定性。在政治主權的角度而言,這種處理容或無過,但就文化和歷史經驗的角度而言,「回歸論」和「統一論」都無助人們了解香港問題的癥結。首先,香港並非一個什麼走失掉了的孩子,迷途之後找到了歸家路。因為,如果不是昧於史實的話,我們就不能否認,當代香港體制的建立(1841),遠早於兩個現代中國政權---民國(1911)及人民共和國(1949)。甚至,孫中山也承認,香港是其中一個地方,引發和孕育了建設現代中國的革命運動。從這個角度來說,後來在建國路途上多番走上歷史迷途的不是香港,反而是中國。再者,香港雖然由英國派來的總督統治,但從未脫離中國的歷史文化血脈,並不斷分擔她這百年來的激盪和憂傷。兩地人民交往一向頻密,真正造成某種隔閡的,其實只是一度在大陸實行的共產制度,但開放改革多年以來,制度隔閡的基礎已漸不存在。可見,「回歸」並非實有所指,它原先只是一個詩意的比喻,但今天已有混淆視聽的後果。

再說,香港和中國從來也不是兩個分裂分治的政權,最後以武力或和平方式統一。八十年代中國只是和英國談判如何轉移主權治權,《基本法》草擬也只是諮詢某部分香港人的意見,而不是兩方人民共同制憲,創造統一的新國家。所以,借用「統一論」以了解香港問題,實有範疇錯置之弊。

總而言之,香港既非另一種「文明」,足堪與它的對手相爭霸、相對抗(香港的文化實從來沒有這樣充足的「陽剛」之氣),香港也非一個等待「歸順」到中國去,或一股需要中國去「統一」的對立力量。所以,今天有人仍在問「應如何加速香港的文化回歸?」「是誰還在阻撓統一?」等,其實都是經不起學術分析的政治措辭。它們被不斷反覆談論的結果,只是進一步令人遺忘香港百多年來都是一個殖民地,而殖民主義是香港歷史經驗一部分這個鐵一般的現實。

沒有這種面對歷史事實的忠誠,人們就不會深入探究香港殖民主義的特質、矛盾和問題,也不會去認真地梳理香港的殖民經驗,以助香港走出殖民主義的困局。失去了以「殖民主義」作為問題意識,我們將無法檢討、批判和清理殖民主義的複雜遺產,去其遺毒,以及正視和發展香港的主體性,並探討這種主體性和中國國民身分的關係。結果是令香港,及那些介入制訂香港政策的中國人,都自困在一種對殖民主義既愛妒亦痛恨、糾纏不清的「殖民情意結」:一方面指斥別人眷戀殖民時期,一方面自己又奉殖民教條為圭臬。

八十年代初,香港前途問題的爭論當中,支持「回歸」的香港人,絕大多數同時支持民主化,改革殖民體制。反對「回歸」的所謂「維持現狀派」,卻一併反對對殖民體制進行改革。北京為了攏絡和取悅殖民建制當中的「維持現狀派」,對殖民主義的問題更迴避不談,不敢正視,十足鴕鳥政策。在這情下,香港這二十年來經歷的,可以說是一種「沒有完成非殖民地化的回歸」,而這一切都是以「平穩過渡」的美名掩飾過去。

如何分析香港的殖民經驗(尤其是文化上的經驗)是一個重大課題,有待深研,當中最關鍵的,其實是長期支撐這殖民體制運作的「奴性結構」。這種奴性結構,在三十年代中國來港的新文化運動健將魯迅先生筆下,有如斯的描述:

香港雖只一島,卻活畫中國許多地方現在和將來的小照:中央幾位洋主子,手下是若干頌德的「高等華人」和一夥作倀的奴氣同胞。此外即全是默默喫苦的「土人」,能耐的死在洋場上,耐不住的逃入深山中,苗徭是我們的前輩。(《再談香港》)

土著紳士 穩固奴才結構

要了解這種奴性結構,我們不得不回溯和審視英國人的殖民統治特色,亦即著名的「間接管治」(IndirectRule)原則。英國人有和其他歐洲帝國強權,例如西、葡、荷、法等,很不相同的殖民管治哲學,後者要不就將土著全都視作奴隸牛馬,不堪教化,要不就將所有土著視為要受帝國所代表的「文明」所「開化教育」,令他們最終成為同屬帝國的海外子民。但英國人的殖民哲學卻重「分而治之」之術,吸納小部分土著領袖,將他們訓練成精神上效忠殖民主子的少數精英,再由他們去利用各種地方文化的特性,對被統治者加以細緻的分割、分化,以軟硬兼施的方式進行治理。被統治者既非享全面國民地位的英國人,也不是在殖民地區上有自身主體地位的社會公民。

提出這條英國殖民管治原則的,是曾經多番在非洲討伐土著的將軍盧押(Lu-gard)。他後來被派來香港當第十四任總督,在任期間並成為香港大學的創辦人,把香港大學建設成培育此等華籍的帝國代理人的地方。盧押的「間接管治」原則,從非洲、印度帶到香港,培養一代又一代的土著紳士(nativegentleman),也就是魯迅筆下那些「高等華人」。他們雖然心儀英倫、歌頌王室,但卻積極地利用中國人社會的那種封建奴性,把香港社會構設成一個環繞他們這幫土著「貴族」而建成的奴才結構。

「奴才」和「奴隸」是不同的兩個範疇。奴隸不被承認有人性,只是牛馬;奴才是人,但卻是被閹割了主體意識的人。奴隸受苦,有機會就會反抗;奴才卻活在主子的庇蔭下,以奉承、吹捧來換取主子賜予的榮耀和利益,他們心甘情願地臣服於主子的威勢,並憑藉這些虛假的威勢,對自己的土著同胞作威作福、為虎作倀。

於是,我們會察覺到一個奇異現象,那就是香港文化結構中的「殖民性」和「封建性」是互為勾結的。英國殖民統治者積極利用中國文化當中的消極成分,抗拒社會改革,抗拒五四運動所帶來的啟蒙思潮和左翼思想。魯迅先生1927年訪港時發表的一場演講中,亦一針見血地批評了這種殖民者維護中國封建文化的乖謬現象。他非常坦率地說:

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所以他們愈讚美,我們中國將來的苦痛要愈深的!(《老調子已經唱完》)

二十年代,香港總督金文泰一手鎮壓省港大罷工,一手卻會同保守的本地華商,宣揚國粹、尊孔讀經,逆時代而行。他大力招攬前清遺老來港,宣揚封建禮教,以保守的思想體制為藍本,插手華文教育,推行反動的社會文化政策。於是,雖然中國大陸在五四思潮下大步走上文化改革之途,但香港卻成為中國舊思想和封建文化的棲居之地,使它們在這裏再度發芽生根。往後中國大陸經多次戰火和革命的劫難,香港則免遭災禍,但卻諷刺地成為這些舊思想、舊文化的最後根據地。雖然這些舊式封建精英文化並沒有因此回復往昔輝煌,但由於香港遠離北京這些五四啟蒙運動的中心,再加上殖民政策的偏擺,舊社會的奴性文化,卻可長期掩藏在香港的現代城市外觀背後,暗存於社會肌理之中,拖香港後腿。例如社會禮俗上的大清律例,要直至七十年代才予廢除。

七一 民運 反省澱積奴性

事實上,不要以為推動這些舊式中國文化活動,在殖民地上好歹也起某種保存中國民族特色的功用,顯示華人文化受重視。事實上,奴性文化所欠的正是民族氣節。例如當時來港宏揚國粹的前清太史宋學鵬,就在殖民教育當局的指使下,在指定的漢文教本中,歌頌「英皇佐治五世」。顯見,奴才是不辨主子的,這也是今日所見各式各樣的「轉」現象的歷史結構原因。

所以,香港的殖民主義和封建文化可說是異源同體的紐結,也是香港奴性文化的深層結構。奴才體制就是香港殖民體制的實質,奴性文化在一個百年來無大變動的殖民權力體制下被庇護。今日,我們要問的是,香港的九七主權過渡,在多大程度上,已改革了這種殖民體制?在多大程度,香港人改革了殖民與封建雙生的奴性文化?還是,我們所見證的,反是奴才要不斷找尋主子去奉承的本性,以另一種方式顯露出來?

然而,無論這種奴性結構的基礎有多深厚,這兩年的七一遊行,和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正使香港市民廣泛的動員起來,反省和批判百年來積澱在心態、生活習慣和社會體質當中的奴性。無可否認,它們都是香港文化的「非殖民地化」過程的重要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