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6-17

練乙錚:浮桴記——全民政府不搞鬥爭 正統左派晉身主流(謀府生涯六載事與思十七之五)

【信報】搞劃線、講鬥爭,是共產黨接近一百年來養成的習慣思維模式,在革命年代很有用,毛澤東更曾總結說,中共革命勝利靠三件法寶:黨的領導、統一戰線、武裝力量。革命勝利之後,本應是搞建設的年代,但共產黨卻一次又一次挑起領導人之間、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繼而鬥爭之,結果是一連串民族慘劇。近幾年國內公開批鬥相對減少,卻不忘在香港推動批港英餘孽、批民主派、批傳媒、批遊行亂港反中……,但香港並未因此進步興旺起來,反而是愈鬥愈遭糕,連自己陣營也並不好過。

也許三件法寶有的在香港並不適用。黨的領導,層次太高,我無從置喙;同是信仰,我也不想以我自己的民主信仰去批駁別人的專制信仰。武裝力量,我估計共產黨在香港絕無必要動用。統一戰線,簡稱「統戰」,則是共產黨每天都還在香港應用的一件法寶。但我認為在香港搞統一戰線是大錯特錯,因為它背後的鬥爭思維與《基本法》中的全民政府觀念,以及《基本法》賴以生存的法治觀念格格不入。

統戰鬥爭不符香港精神

不少香港人不清楚統戰是什麽,被統戰的對象很多更是飄飄然,我也有好幾個這樣片面感覺良好的朋友。所謂統戰,首先是把人群按立場分為前進、中間、落後、頑固和敵對幾大類,之後便依靠前進分子,團結中間派,分化落後的,打擊頑固的,最後瓦解或消滅敵對的。所謂敵人,有階段性,是個「移動目標」;例如抗日戰爭時期是日本軍國主義;抗戰勝利之後是曾經一起合作抗日的國民黨;解放後不久是「曾經是同路人」的「右派」知識分子;文革時期是黨內大小「修正主義者」、「走資派」;改革開放時期是清除精神污染不力、鎮壓鬧事學生不力的部分領導人及其支持者。昨天的前進分子,可以是今天的中間派;今天的中間派,可以是明天的敵人。這樣不斷移形換位,敵人都陸續鬥垮了怎麽辦?那麽,就要想辦法「設置對立面」。團結一些人,是為了對另外一些人鬥爭;鬥爭是高於一切的永恆需要。這就是統戰。

共產黨人的哲學是,生命不息、鬥爭不止。這是革命的哲學;統戰是一種革命手段。脫離了它,一個共產黨人幾乎不會思考、不能行動。這一切都是共產黨人在革命時期的可貴處和成功秘訣;可是,用在回歸後的香港並不適合,而且殺傷力太大。

《基本法》背後的法律觀點是現代的,不定義「敵」、「友」、「我」。在《基本法》範圍內活動、不違反香港法律的人,就是法治之下享有一切合法權益、特區政府有責任無分彼此為之服務的公民。公民之中,一個全民政府不應再用任何另外標準分辨「敵」、「友」、「我」。不應枱面上一本《基本法》,講好聽的法治;枱底下另一本《小基本法》,搞難看的統戰、鬥爭。一旦檯底如此,政府和民眾之間的互信便會削弱乃至蕩然無存。然而,中央和特區政府幾年來確是一直以這種鬥爭哲學、敵友我三分法對待特區公民的,不是在搞法治而是在搞革命。

二○○一年,社會矛盾湧現、衝突升溫,局面開始動蕩。當年的中央政策組有見及此,特別重視強化社會凝聚力,並說服董先生在《施政報告》中提出社會上需要「少一點戾氣、多一點祥和」,希望董先生自己明白、北京有所警惕。結果徒勞無功;第二屆特區政府上場,社會凝聚力小組報告無疾而終,特區部分領導及高官在中央錯誤指引和支持下帶頭將政治矛盾加劇,祥和減少、戾氣增加,香港社會一步一步沉淪。

北京在香港極左

回歸初年,也許是特區政府刻意避開政治議題,北京對香港的確表現得知所忍讓,很多香港人和外國人都予以肯定、稱贊,九七時判斷香港「死定了」的一些外國傳媒也公開認錯。但是,我並不如此輕率地樂觀。北京在香港的統戰鬥爭,由始至終未放鬆過,我一早便認為不妥;至○二年秋,我已認定中共在香港犯大錯,並將之定性為路線錯誤,而且是「極左」的路線錯誤。這並不特別奇怪,因為新中國建國以來,中共所犯一切重大錯誤,無一不是「極左」,在回歸後的香港,哪能例外。

我在中央政策組一次內部會議上一字不差地講出上述判斷,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緊隨中央犯錯,但也是沒有效果,相反,我感覺政府的統戰意識不斷提高;中央政策組的「聽意見」政治飯局急促增加,結果要在內部分派吃飯的工作,我說我不是搞統戰的材料,當面拒絕,話說得很白,統率此事的同事極不高興,我也沒辦法。

果若中共在香港改轅易轍,放下革命哲學,不以國內「愛國」定義在本地劃線,尊重《基本法》健康實施所需的法治精神,不搞統戰,不搞鬥爭,不搞敵友我分野;特區政府也嚴守全民政府本份,不偏不倚地居中調停市民當中及京、港之間的各類矛盾,那麽我敢說,香港的政治局面將煥然一新。政府和市民的互信會增強,政黨之間更能存異求同,撇開政治意識形態各種政策提議在社會上能有比較理性、深入的實質討論,示威遊行次數和人數都會減少;而最正面、最歷史性的改變,將是香港正統左派地位的全面改善。這話怎說?

中共在港作法自殘

回歸八年來,因為北京在香港的鬥爭哲學持續升級、敵我意識高漲,正統左派的形象變不了,在一般人心目中仍然是青面獠牙的怪物;連某愛國商人也曾公開聲明他的「執政四不要」當中包括左派。事實上,回歸至今,正統左派依然悉數被排除在政府權力核心之外,肅靜迴避,以免市民反彈、外商戒心,對「一國兩制」信心動搖;曾德成可說是唯一例外,但他的職位並不牽涉決策或行政權。

這是很不幸的。和一般人的印象相反,正統左派當中,不少是學問和能力都很高強的人,和一些當時得令的在位者相比,絕不遜色。這些人在文教界、社福界、勞工界、演藝界、商貿界、漁農界……都有;回歸前,他們被港英敵視、被社會輕視,發展機會很有限,才華長期被埋沒;回歸之後,這些人被極左好鬥的中央要求繼續犧牲,他們的才華繼續被埋沒。這些幾十年真正愛國愛黨、有承擔、吃過港英一切政治苦頭的人,至今未能一展抱負、進入政府機構盡其所長,是很不公平的。

我從七十年代初就結識不少正統左派朋友,其中很多都十分值得我尊敬;這些人已屆中、老年,青春和壯志都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些更鬱鬱以終,但今天在台上風光的,卻盡是些在「愛國有獎」時代裡忽然愛起國來、在全無風險之下表表態、喊喊口號的機會主義紅人。作法自殘者,也莫過於中國的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