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7-15

龍應台:新的,從哪裏開始 野火 ? ———寫給二十一世紀的大學生———



【明報】1984年,龍應台《野火集》在台灣出版,21天再版24次,燒遍了整個社會。1985年,《野火集》在香港出版,亦迅速引起注意,成為罕見的暢銷書。1988年,《野火集》在大陸出版,反應熱烈,備受爭議,不少讀者覺得「簡直是為今天的中國而寫」。這樣的一本著作,成為兩岸三地的共同記憶。

此地,彼處,《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面世,紀念版整理收入龍應台當年精彩文章及其幕後種種,並收入海內外各具代表性的20位華人撰寫的回應文章,作者包括王丹、向陽、余光中、余秋雨、何懷碩等等。

本文原載《野火集》20周年紀念版,世紀版讀者得以先睹為快。 網上「維基百科」是個驚人的創舉:任何人可以上網去把自己的見解和知識寫成辭條定義,任何人也可以去修訂前面那個傢伙所下的定義,然後等待被後面的人---如果他有更準確的信息、更精闢的見解,將你推翻。也可能後面那一位是個罕見的「大說謊家」,篡奪解釋、顛覆是非,可是總有人起而反對。《洛杉磯時報》夠大膽,將自己的社論拿出來,歡迎讀者用「維基加註」的方式,對社論進行改寫。 (這個創意提出兩天之後,就被撤回。革命,通常包含自己推翻自己或吞 噬自己的危險。)

《野火》二十年了。當年充滿理想,立志要改變社會的二十歲的人,今年四十歲,今天的你在哪裏?浪漫的理想主義仍舊是生命的動力?或者,它早已被平凡生活磨損和冷卻?或者,完全被懷疑和無所謂取代?

我們的上一代,受戰亂和貧窮之苦,期望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我們這一代溫飽安定了,但是受威權統治之苦,期望下一代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自己決定自己社會的命運。今天二十歲的人,當年才出生,也真的就在我們所努力、所祈求的環境中長大了,今天和我們站在一樣的高度上,眼睛與我們平視。我好奇,當年的「幼稚園大學」,現在是什麼?倒是我自己,在寫過《野火》二十年之後,世界看得愈多,困惑愈多,答案愈少。如果下面的文本攤開來請今天的大學生來「維基加註」,你會怎麼加呢?

今天的新瓶裝昨天的餿酒

譬如說,我承認民主讓我困惑。 (是否觀察過、比較過,印度的民主、俄羅斯的民主、拉丁美洲的民主,跟台灣的民主比起來,如何?我們是更糟呢,還是不 錯?)

民主以後,台北每年有跨年晚會,市政府廣場和總統府廣場,在一條街的兩頭,同時舉行。主政者鎖定吸引的「顧客」,是年輕人。

在威權時代,統治者有一套籠絡年輕人的方法。當年救國團每個寒暑假舉辦青年戰鬥營,設計種種「育樂」活動讓年輕人參加,同時將政治意識形態,像把糖置入咖啡一樣,溶入歌舞昇平、歡樂光明的活動裏,很輕易地就贏得青年人對執政者的好感、信賴和忠誠。在對統治者的「愛戴」裏,有很大一部分是真誠的。

威權被我們「打敗」了,民主了。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在廣場上,在青春洋溢的歌聲裏,露出熱切而幸福的表情。當他們情緒裏的快樂和感恩激素漲到最高度時,政治人物上場了:他穿著和年輕人一樣輕鬆而「酷」的服裝,講和年輕人一樣俏皮的語言,做出年輕人熟悉做的手勢。當他湊近麥克風大聲說,「好不好---」廣場上的群眾,一如他所期待的,響雷一樣地歡呼回應,「好---」(你在場嗎?)

到處都是這樣的歌舞昇平、歡樂光明,而在舞台和燈光的後面,基本上是這樣的操作:該不該有藝文活動,不是看文化發展的內在需要,而是看政治人物的政治需要。他需要的是高曝光率,需要的是選民的好感、信賴和忠誠。於是從預算的編列到預算的使用,從晚會的時機地點到宣傳的文字調性,從圖騰的挑選到節目的設計,絲絲入扣,扣住的是如何行銷這個政治人物,累積選票。在太多的場合裏,所謂文化,所謂藝術,其實包裹在選舉的規劃裏,花的是公家的錢。

講得更白一點,如果專業告訴你,最迫切需要預算的是山區小學建立圖書館,或者中學藝術教育的深化,但是這些措施只能靠默默的投資、長期的耕耘,政治人物是不會去做的;一場一場聲光絢爛的晚會,一砸幾千萬,卻可以為他塑造形象,贏得選票。錢,就往那個方向流去。再加上民意代表懶惰,人民又不假思索,大家都成了政治人物的快樂消費者。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在威權時代,所有的媒體都被統治者壟斷,報紙上從頭版到尾巴都是領袖的照片和言行,都是政府的英明作為。今天民主了,是的,聲音多元了,批判的言論激烈了,奇怪的是,為什麼仍然有整版整版的政府宣傳?

原來,從前靠的是行政命令,媒體配合報道,政令宣傳都以新聞的面貌出現。現在靠的是市場:媒體需要賺錢,政府就用納稅人的錢去買報紙版面或電視時段,於是政令宣傳再度以新聞的面貌出現。這就叫「置入性行銷」。民主是競爭的,但是誰執政,誰就花得起錢,購買媒體,購買知名度,購買政治資本。在野的反對者沒這個優勢,是活該。而在野反對者一旦得權,馬上佔盡資源。累積政治資本的錢,全是納稅公民的,而媒體,與他共謀。

我看不出這種公器的私用、這種權力對人的操弄,和從前的威權政治有什麼本質的差別。

知識分子、新聞記者、進步的大學生,在威權時代,對政府的壟斷和操縱曾經前仆後繼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識分子和記者卻成為政治人物的事業合伙人,進步大學生成為競選團隊。還不提財團與政權之間,綿密的曖昧互利。

這些都沒錯,因為在民主結構裏,知識分子、新聞記者、大學生,財團,都有自由的公民權利。可是,問題是,今天的新瓶裝了昨天的餿酒,那麼誰是新時代的反對者呢?

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

著名的捷克作家克里瑪在十歲那一年就跟父母住進了集中營,在死亡的陰影、恐怖的環境裏成長。解放的那一天,監獄的柵欄被拆除,蘇聯紅軍和斯大林的巨幅相片在他眼前出現,對劫後倖存的他,這代表了「善的力量」,即使在同一瞬間,他看見一個德國平民被槍殺,看見一個囚犯撲向一包地上的香煙而被坦克車碾過。被幸福感所充滿,他告訴自己,「我自由了」。 (你又怎麼理解「自由」 呢?)

一九四五年,納粹崩潰、蘇聯「解放」了捷克,他以為是自由的來臨,自由卻再度變成奴役,捷克陷入蘇聯的集權控制。一九九○年,蘇聯崩潰,自由似乎像無辜的鴿子一樣突然飛進窗戶,他卻已經不再天真。克里瑪回首煙塵歲月,試圖理解「自由」的含意,結論是,「很長時間後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與惡之間的力量在戰鬥,而僅僅是兩個不同的惡,在為了控制世界而互相爭鬥。」自由,和權力的行使有關,而權力,克里瑪說,「權力是沒有靈魂的。它來源於沒有靈魂。它建立在沒有靈魂之上並從中汲取力量。」

他好像在講禿鷹如何依靠動物的屍體讓自己強壯。自由之於權力,是否猶如屍體之於禿鷹呢? (可以嗎?可以這樣比喻 嗎?)

但是一九九○年代以後,腐蝕自由的「禿鷹」有一種流動的面貌,不容易辨認它的輪廓。美國作家菲力普‧羅斯逼問克里瑪,言詞鋒利:

……隨捷克成為一個自由、民主的消費世界,你們作家會發現自己正被一些新的敵手所困擾……這個敵手實際上使整個人類的語言都變得愚昧。我談的是商業廣告電視,它的一切都是庸俗淺薄的---不是由於一個愚蠢的國家檢察官所控制……而是由於其娛樂性,幾乎所有人都愛看的大量陳腐乏味的電視節目。

你和你的作家同行們好容易才衝破共產集權主義的知識囚籠。歡迎來到「絕對娛樂世界」。你們不知道你們在失去什麼,還是你們已經知道?

(你在自己的現實裏是否看得見那「文學、知識和語言的無所不能的敵人」 ?)

讀到這裏,我把書閤上,暫且不看克里瑪怎麼對付這個問題,倒是先自問:二十年前寫《野火》時,我知不知道「我們在失去什麼」?我知不知道,我所追求的自由,會邀來另一種敵人,一種以庸俗淺薄為時尚、以「絕對娛樂」為目的、以行銷消費為最高指導原則的生活哲學?我是否知道,政治人物可能變成沒有靈魂而機關算盡的豪賭客,政治可能變成純粹的商品推銷術,政治理念可能被抽空,轉為權力鬥爭技巧學,知識分子,可能爭相以虛無為高尚,而群眾,可能比從前更不寬容。我是否知道,新聞學的種種崇高理想可能變成一種令人難堪的諷刺,擺脫了威權之後,電視由虛假和童騃式的愚蠢統治?寫《野火》時,我是否知道,二十年後的大學生可能不再有「幼稚園大學」的天真幼稚,反倒是理直氣壯地嘲笑深刻、拒絕思想?誠實地說,不,我沒有料到。

用卡夫卡來回答

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卡夫卡在日記裏寫下一行字:「德國對俄國宣戰。---下午游泳。」 (九一一那天的日記,我寫的是:「飛機撞世貿大樓爆炸起火,大樓崩塌像電腦遊戲。」你的呢?)

卡夫卡是一個徹底的私我個人,不是社會人或行動公民。國家層次的驚濤駭浪,和他下午要去游泳比例並重;要死好幾百萬人、千萬人的大浩劫和他小小的舒懶閒情,等量齊觀。有誰比他更自我、更虛無嗎?

可是他寫出了《審判》、《在流放地》這樣的書。這些書裏頭人性的異化程度,每一行都像滴鮮血的預言,預言十五年以後才會發生的人類的大劫難。克里瑪用卡夫卡來回答羅斯的挑戰:(卡夫卡的)這些作品只證明了一個創造者,他知道如何深刻和真實地表現完全屬於個人的經驗,同時又觸及超越個人的或社會的領域……文學沒有必要四處搜尋政治現實,或甚至為那些換來換去的制度煩惱;他可以超越它們,同時依然可以回答制度在人們心中喚起的問題。這是我本人從卡夫卡那裏汲取的最重要的教訓。

把游泳和戰爭「齊物論」的卡夫卡,表面上看起來像是虛無,事實上,他的「深刻和真實」使得他的個人小我經驗可以涵蓋甚至於超越國家的大我經驗。也就是說,從國家社會的「大述」裏抽身而出,獲取自由,並不等同於意義的抽空、價值的犬儒化、述的瑣屑化、理想主義的空洞化、傳統的失憶化,從「大述」抽身可以,但是不可以離開「深刻和真實」,不可以離開某些最簡單、最原始但是最永恆的原則,譬如人道,譬如美,譬如善與惡的分野,譬如思想和文學。 (連 這一點,你也想挑戰嗎?)

克里瑪其實無法回答羅斯問題中所呈現的一種全球性的趨勢,但是他不無驕傲地告訴羅斯,請放心,在他的國家裏,「文學總是不僅享受到普及,而且也享受到尊敬……在一個不足一千兩百萬居民的國家,好作家的書,捷克語或翻譯作品,都有成千上萬的發行量。」

如果羅斯用同樣的問題來問我,我會不會和克里瑪一樣對自己的社會、自己的青年那樣有信心呢?說我們的作者和知識精英有足夠的「深刻與真實」,能夠辨別自由與虛無的分界;說我們的讀者和年輕人有足夠的品味,探查得出那趁虛而入的「絕對娛樂世界」的全盤統治,辨認得出「文學、知識和語言的敵人」,抵擋得住理想主義的消費商品化,鑑別得出價值的真偽?我想我會沉吟許久。(好,你怎麼回答羅斯?)不知道是誰發明的詞,稱二十一世紀的年輕人為「草莓族」;意思是說,「草莓族」軟綿綿地生活,輕飄飄地過日子。生活裏沒有任何壓迫,所以他們是經不起壓的。同時因為沒有了威權政治,沒有了壓迫,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當然就沒有了點燃「野火」的理由和必要。

我其實一點兒也不相信「草莓族」這個說法---每個時代都有思考的和不思考的人;對於所謂「沒有了值得反抗的對象」更覺得不可思議。壓迫我們的,豈止一個威權政治?威權政治因為太龐大,迫使我們將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它身上而忽略了其他的壓迫,這些其他壓迫,當威權不在時,傾巢而出,無孔不入,滲透進入品味低劣到近乎侮辱的電視節目,進入企業管理中對員工人權的踐踏,進入民族主義者狂熱的叫囂,進入民主操作中多數的暴力,進入新聞媒體的作假和壟斷……所謂壓迫,哪裏只有一種面孔呢?對於自由精神的壓迫,威權時代和民主時代以不同形式發作,所以,哪一個時代,可以不需要點火的人?

20年前投書《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演變成一股燎原野火,從此世人知道點火的人,名龍應台。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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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台《野火集》

二十周年紀念版發布會暨簽名會日期:7 月16日星期六時間:下午2 :30- 4 :00地點:尖沙嘴星光行商務印書館星光圖書中心嘉賓:龍應台李歐梵陳婉瑩錢鋼邱立本關永圻查詢:2150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