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7-10

陳智遠、沈旭暉:香港保守勢力發展———過去、現在、葉劉、將來

【明報-思潮】香港對「保守勢力」一詞一直甚存戒心,或顧名思義地帶有偏見。這固然有其歷史因由———香港政制確保商界及左派聲音,在「均衡參與」的論調之下,「保守勢力」似乎成了眷戀政治特權、既得利益的同名詞。外國的政治傳統,卻建基在權力不可獨大的制衡邏輯,他們對保守派的正視(就算不是尊重),與港人對「保皇黨/狗/賊」的同仇敵愾,自是雲泥之別。

葉劉淑儀女士果然是風雲人物,一篇題為《香港的民主發展:過去、現在與將來》的碩士論文,竟然成為輿論焦點,連大綱也成為新聞,洛陽紙貴,令一般研究生既羨且妒。大概香港最近欠缺新聞之外,大家亦對史丹福充滿憧憬,看民主化研究大師LarryDiamond對當年力推23條、把希特勒與民主遺害掛的前保安局長的民主洗禮,會否為「香港民主發展」帶來意想不到的蝴蝶效應。一般認為,與其說葉劉淑儀正在為香港民主發展下定論,倒不如說這是為她籌組政黨的政治宣言,但貫穿葉劉論點的主軸———保守政治勢力的未來,倒頗堪玩味。

香港對「保守勢力」一詞一直甚存戒心,或顧名思義地帶有偏見。這固然有其歷史因由———香港政制確保商界及左派聲音,在「均衡參與」的論調之下,「保守勢力」似乎成了眷戀政治特權、既得利益的同名詞。外國的政治傳統,卻建基在權力不可獨大的制衡邏輯,他們對保守派的正視(就算不是尊重),與港人對「保皇黨/狗/賊」的同仇敵愾,自是雲泥之別。

近代英美保守主義復興、列根和戴卓爾夫人上台前,英國劍橋大學學者RogerScruton(他也曾在史丹福教學)就出版了當時頗具爭議的《保守主義的原因》一書,論述保守主義對社會穩定的貢獻以外,更強調它對民主制度漏洞的調節功能。我們雖然對這些邏輯不盡認同,但也不敢盲目將這類觀點邊緣化和泛利益化。

例如Scruton認為英國上議院雖然從前來自世襲利益,但正是因為這樣,上議院議員才不會重視短期利益,而是重視社會和政治的延續性,否則「希特勒型政客可能充斥整個議會」。將上述邏輯稍微擴大,似乎世襲利益是什麼、誰是上議院議員反而不是關鍵,就是一群長毛壟斷整個上議院亦無妨,最重要的是有一個宏觀調節機制,這樣才可以捍衛保守主義提倡的「人民創制權」和讓不同階層/利益自我管理的所謂「自治制度」。

將這樣的背景拉回葉劉碩士鴻文,這牽涉到兩項葉劉以及不少保守勢力的迷思:1.兩院制;2.政黨政治。

香港有關兩院制的討論,總是跟功能組別的存廢和普選掛,以至我們無法明白兩院制的變化及制度特性。先看宏觀數據:全球現時大約三分一國家採用兩院制,但過去10年有急促上升趨勢,大部分發達國家(包括全部G7國家)均是兩院制。其實兩院制五花八門,兩院的權力分佈、上議院的選舉模式、處理兩院膠的機制、上議院的立法權力等等,已變出了數十個不同組合。

再看比較制度分析:GeorgeTsebelis及JeannetteMoney在《Bicameralism》裏提到,兩院制比單院制更能帶來穩定的行政立法關係,並且能夠提高立法質素。下議院議員知道上議院會仔細審議及否決其通過的法案,制訂法律時便會更加小心、全面,而上議院的否決權亦同時成為政治制度內額外的改正機制。就算像英國的上議院般只有拖延法案的權力,亦能作為激進法例的「安全煞車掣」(legislativesafetybrake)。

近年前布政司鍾逸傑和他的專業組織,不斷嘗試推銷香港兩院制,經常被單看標題就演繹為一個笑話和倒退。我們一項名為「影子策發會」的討論,曾邀請鍾逸傑介紹他的計劃書,各黨派的參加者都多少有下述感覺:事實上,他的提案似乎比主流民主政黨的提法更激進,也比一些新泛民政黨的模糊處理更具體,客觀效果是立即提升民主派的否決能力,而增加不了多少現有保守力量的影響力,在理論層面,其實算不上保守主義的代表作。葉劉論文的兩院制,究竟是上述文不對題的版本、Scruton的版本還是另有創見,頗為耐人尋味。

此外有說葉劉淑儀會籠絡前公務員,組成「(過氣)AO黨」,逐鹿中原,以回應最近香港出現的組黨熱。但若葉劉淑儀完全認同其論文援引那本由LarryDiamond與RichardGunther所編的《PoliticalPartiesandDemocracy》,或許論文會得出相反結論,不會對政黨有過分期盼。

無錯的是,如兩位學者所言,「在建立民主政體的過程中,政黨擔當多項重要功能」,但在同一本書內一眾學者的實證研究指出,90年代出現了全球性的政黨退潮,原因是政黨不再是代表階層利益的最佳機器,政黨架構越見精簡,由「韋伯式」官僚體制、「列寧式」的集權制,蛻變至現今講求彈性、變化的網絡模式,政黨減少了識能,公民團體、民間組織往往成為政黨的合作伙伴。

另外,政黨亦走出了不少意識形態的包袱,例如LarryDiamond老師MartinLipset指出,就連一向左右分明的歐洲政黨政治,其左右定位亦開始變得模糊,變得像美國一樣社經光譜相近、集中以道德、移民、宗教問題作為政治分野的情(Americanizationofparties),而這是發達國家政黨政治的大勢。

香港從來沒有強烈的經濟光譜分野,爭議都是以似是而非得政治意識形態主導,客觀現實是香港不是不夠政黨,而是政黨各自的力量太分散,甚至可能政黨太多,令行政立法關係處於多變、不定的狀態。另一邊廂,政黨的號召力低,市民的信任度不足,一般大眾要介入政治,有更多更有效、快捷的途徑。這時候,葉劉黨究竟是要利用政黨連結市民及議會、政府,來為行政立法關係建構新的潤滑油,還是要在現時的「特別」政制下確保議席?它的出現會符合Scruton筆下的學術保守主義,還是香港媒體慣常演繹的平面保守主義?以我們對一位史丹福碩士的學術高度的高度學術期盼,這同樣是耐人尋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