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5

沈旭暉:示威運動文化建構群眾身分

【星島日報-文化廊】近日各地反政府示 威此起彼落,由匈牙利 到台灣都群情洶湧,響徹台 北的口號只有一句 「 阿扁下台」。 民 眾運動成功與否或許見仁見智,但從這 些集 會、 遊行、示威的劇場編碼 ( Repertoires )和 發展 軌,總可以看到文化

生命的特質。為甚麼 劇場 編碼會在某個特定社會 狀態下轉變?是否某 種歷

史時刻會特別容易產生 運動呢?而透過不同 的示 威運動,也可建構群眾 自我的身分。

學者提利(CharlesTilly)曾參看了歷代集體行動,發現由十七世紀法國中南部喀爾文教派的信徒運動、一八四八年的左翼革命群眾運動、到十九世紀末的Charivari反對不合社會禮教婚姻運動,再到今時今日的反全球化示威,形式早已經過了連番變更,先後次序可歸納為村落之間的打鬥窌選舉的請願窌群眾的集合窌組織的罷工窌預先計畫的遊行示威等。

如此形式改變,其實萬變不離其宗。提利的著作《由動員到革命》對此提出了「政治過程論」(PoliticalProcessPerspective),認為政治狀態是促使示威出現不同形態的最終決定性變數:利益先是結集了群眾,組成鬆散的組織,而要使運動成形或達到一定效益,組織則要反過來動員群眾。更多的參與者和「運動家」,以及所謂的「遊行文化」,就在這過程中演變出來。其他社會文化學者例如AlainTouraine、DavdShow等人則更進一步,認為群眾利益的形成和鞏固,需要一個「文化構想過程」(CulturalFramingProcess),以便網絡凝結,從而建構群眾的身分,於是學界歸納了這樣一道公式:「類同畛網絡=組織」。當然,不同年代和環境,會產生不同的遊行文化和面貌,因為運動的本質在於其凝聚力,好讓參與者不經意地對運動場景產生集體意識和移情作用。地標之所以能成為地標,總是由集結的人由下而上演繹出來的,這是一種個人與地方產生認同的過程,多於由上而下硬件堆砌的用力訴說。香港的維園、台北的凱特格蘭大道和美國三藩市金門公園,都是這樣,文化的產生和凝聚正在於此。要使運動滾動,必須策略計算,例如如何捕捉市民心態和媒體脈搏,說服本來大可在家休息或在商場購物的市民,抽出私人空間和時間,來參與公共空間的訴求。塑造恰當的文化認同框架,以及一個最小公約數的群眾對話,從而完整一種身分,就是形成社會運動的因素。無論是七十年代激進婦女運動燒Bra、同志運動的YMCA唱遊舞步、墨西哥查巴達游擊隊的蒙臉包裝、今日台北的紅衣紅帽,都不過是因時制宜的表現手法而已,否則社會運動其實是頗為偶然、虛無的社會現象。

新生代需要一 個身分

引用上述框架,我們當明白在六十年代的所謂「火紅年代」,固然是新思潮湧現和舊思想的轉型期,就算沒有捷古華拉和毛澤東、薩特和西蒙德波娃,但由於二次大戰後經濟復甦,嬰兒潮新生代開始對自我身分認同和價值產生強烈訴求,「運動」還是會產生。當時的運動口號除了先後接棒的反越戰、反大財團、反消費主義、三反五反,成千上萬來到三藩市金門公園的青年以及柏克萊學生運動的當事人,居然也開宗明義喊「莫負青春」。追求性愛自由和藥物刺激的青年乾脆在頭上戴上襟花,是為「FlowerPower」,成群唱卜戴倫的歌、創作迷幻藝術,對當時社會造成莫大衝擊,但這難道不是自我建構「青年身分」的一個過程嗎?到了二十一世紀,青年的身分建構過程已徹底改變,但「需要一個身分」這樣的基本條文,還是存在的。例如倫敦出現的青年「園藝游擊隊」和「種花快閃黨」,只會到公路迴旋處和安全島除草播種,各人收拾東西後匆匆離去,聲稱是建構了「綠化的文化框架」。如此「後現代」,成員卻由一人激增至五百人,他們會定期收到電郵,得悉行動時間等資料,外界現金捐助居然也如雪花般飄至。或許是他們行動「具建設性」,或許是他們的利益和地方權力單位合嘴型,總之政府從不打算打壓,反而希望合作雙贏。

貌似更虛無縹緲,但其實本質上,這和六十年代的SummerofLove源自同一血脈,又是那一句,萬變不離其宗。難怪其他嚴肅的反政府示威,也嘗試以快閃黨網絡借屍還魂,例如近年白俄羅斯反獨裁總統盧卡申科的民眾,由於要繞過警方蒐證,也懂得以快閃族方式組織抗議,約定在街頭喊口號後就四散逃逸,又或是分散在廣場行走一分鐘後就鳥獸散,又怎會等待甚麼「圍城」或「遍地開花」?六十年代式群眾運動是古典、浪漫、震撼人心的,甚至是催眠的,施明德和司徒華都屬於那個年代,所以我們看電視新聞,其實感覺相當復古。這一代過後,萬人空巷的場景是否符合互聯網世代的身分建構需要,那就很難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