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13

陳智遠、沈旭暉:策略「發達」委員會?

【明報-思潮】策略發展委員會重新被啟動,成為政府最重要的諮詢組織,至今剛好一年。當初政府高調強調其作用,可惜,這批委員討論、辯論了什麼,市民所知不多,亦無權過問。策發會功用固然成疑,但政府透過這諮詢機器究竟表達一套什麼的「發展觀」?究竟政府推動的「策略發展」,會把香港帶到哪裏?

過去半年,Roundtable舉行了一系列研討會,參加者事先均細閱策發會文件,希望以此為切入點,反思香港策略發展。結果卻是,無論參加者來自哪個專業、階層、年齡,均覺得策發會文件有太多前設,大家奇怪,難度策發會變成「策略發達委員會」?

策略「 發達」?

只以遣詞用字歸納政府的發展觀,當然有欠科學,但無論談及任何範疇的發展,策發會文件均充斥「經濟繁榮」、「經濟發展」、「營商」、「競爭力」等詞彙,就連行政委員會為香港定下的「定位與前景」,全部均以經濟為主調(如:亞洲的主要服務中心、我國最重要的服務業城市、提供高增值服務的知識型經濟、亞洲營商和生活環境最佳的地方),以致社會與政治發展,均是為推動香港經濟巨輪服務(教育是為「內地經濟建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並「確保香港面對經濟全球化及周邊區域經濟崛起等趨勢而不失卻其競爭優勢」),政治發展的其中一項重要原則,更是要「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而民主的爭拗帶來了「衝突」、「矛盾」,影響社會和諧,「希望政府擴大職能」、「民眾的需求與要求有增無減」被約化成「民粹主義勃興」。

政府的偏執,側面反映了社會民風。香港社群每談到「發展」,箭嘴終是指向經濟領域,而「發展」亦往往被矮化為GDP、工資、股市、樓市的純粹數字增長,財富積累,薪金上升,自然國泰民安,政開人和,香港若不生金蛋,便是完蛋。市民亦被要求自力更生,努力搵錢,專心創富,推動經濟,一些在西方社會視為理所當然的社會改革,只要有減少公司、商家盈利之嫌,均會惹來強烈反彈,政治發展更不知就裏被放在經濟發展的對立面,「Don'trocktheboat」的船民心態,仍然彰彰可據。

綜觀國際,「策略發展」從來不會與「經濟增長」等同,需要全面視野與多軌並施,且必須以人為本,以提升人的能力、健康、公民質素、精神文明、政治參與為己任。諾貝爾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在《Develop-mentas Freedom》中提出,對發展中國家而言,經濟增長從來只是手段,背後真正目的,是發展能否增加市民所享的自由,除了令市民不受貧窮、饑荒所困,更要進一步看發展能否驅除社會不公、社會建設不足、醫療設備落後、政府專制腐敗等,消除對市民生存、生活自由的威脅,並提升人類的能力與質素。因此,發展除了是催谷GDP增長,還牽涉福利改革、制度建設、政治改革、財富重新分配等項目。

歐美國家亦一早把生活質素放進國家策略發展的重要綱領。Anthony Giddens最近「重返娘家」,赴倫敦經濟學院講述歐洲社會發展何去何從,他在新著《Europeinthe Global Age》指出,歐洲發展正在十字路口,歐盟東擴、人口流動、全球競爭、社會流動減慢、生活壓力日增等宏觀變遷,均把歐洲各國社會發展模式變得不合時宜。

Anthony Giddens認為,現時改革關鍵在於歐洲政府能否自我更新,把社會公義引進其發展的藍圖,並且引入所謂「正面福利」(positivewelfare),政府除了提供社會保障,更應造就環境,鼓勵市民體現自我,釋放潛能,社會的發展力量便會源源不絕。因此,提倡工作平衡、文化多元、尊重弱勢社群、體驗公民力量,均應是政府推動發展時不可或缺的部分。

回望祖國,政府、學者亦逐漸跳出「GDP增長」的迷思,講求制度建設、社會公義、關懷弱者云云。「發展才是硬道理」說了廿年,大陸學界卻不斷對此作出修正。在沙士肆虐時,王紹光教授便曾以〈人民健康也是硬道理〉為題(《讀書》2003年第6期),批評這套論述「為了追求經濟盡快增長,其他一切都可以被犧牲,包括生態環境、社會公正、職工權益、公共衛生」。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近年提出「綠色發展指數」,作為真正衡量中國發展的正確指標。他認為,除了經濟面值的實質增長,我們更要關心污染、公害、浪費資源等伴隨的「副產品」,並把所帶來的「界外經濟效應」放進我們衡量發展的方程式。類似想法同樣適用於社會不公、貧富懸殊帶來的社會問題。

重構發展觀 建立新 公民

香港美其名為「亞洲國際都會」,生活條件、公民質素遠超發展中國家,但若直至今天,政治領導、社會精英居然還是畫地為牢,只能端出「搵錢至上」的經濟城市發展觀,怎能不令人感到汗顏?而事實上,「經濟大過天」的發展視野,其惡果亦逐漸出現,港人默默承受。

當我們只把放大鏡聚焦在冷冰冰的經濟數字,「謀求發展」往往成為不同階層你死我活的困獸鬥,市民蛻變成只懂競爭、耗盡精力工作的搵錢機器,工時驟升,壓力增加,私人時間被榨乾,家庭團聚、個人進修的機會與時間減少,更有數不盡的人不堪工作壓力,導致精神衰弱甚至尋死。

無錯,確保一己精神健康,個人當然責無旁貸,但有更多環境因素卻是遠超於個人,亦不能依賴商界自律、市場自然調節,需要政府適時介入調整。當過去數年香港一切有關生活質素(如環保、工作壓力、心理健康等)的指標全面倒退,政府怎能再視而不見,不把這些納入香港的整體發展議程?更不用說香港貧富懸殊還是「亞洲第一」,安居樂業、生活穩定對不少弱勢社群甚至工人階層,仍是遙遙無期,「8元時薪」、「3000元月薪」只屬冰山一角,社會各界卻好像覺得不需做什麼、不需改變什麼。

說港人不關心社會公義或生活質素,當然有欠公允。市民不滿今年的施政報告,最終令特首「民望插水」,也許正反映除了派錢或推動經濟,市民更希望政府能夠有更長遠視野及講求現代文明,並果敢面對迫切問題,以開放態度辯論。但在香港的政治歷史中,港人往往只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積極表態,卻沒有把一些對公民意識與生活價值的堅持,以持續的社會及政治運動表達,形成足以扭轉既定政策方針或發展觀的壓力,更遑論把對民主改革的思考連結到改善生活質素、推廣社會公義的抱負之上。

上層政治圈子受地產及商界利益團體掣肘,要求政府主動轉向,大力把社會公義、照顧弱勢、持續發展、精神健康、政治開明投進其發展議程,看似緣木求魚。但當民間開始覺醒,漸漸體現其公民權力,並對香港不同的發展議題進行重新定義,甚至發起影子組織,提出另類發展綱領,形成輿論壓力,政府沒有法子不正面回應。民間獻策,亦補充政府的發展藍圖,加強政府的認受與民主管治,何樂而不為?

政府亦要明白,任何發展綱領,若脫離市民所急所想,並隔絕於種種有關策略發展的國際新思潮,實行起來,自然事倍功半,亦難得民心。策略發展,自要社會力量配合,民眾歸心,發展才會持續、穩固。策發會是否司其職,公眾並不關心,但至少我們仍未就香港的發展藍圖進行開誠、深入的公眾辯論,錯失種種機遇,才是讓人婉惜。相信這亦是港人對策發會的最大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