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14

安裕:負心多是讀書人

中國知識分子是應該知道董仲舒的。是的,就是那個「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漢朝大儒。董仲舒提出的這八個字,成為歷代皇帝用來抑制諸子百家的思想控制工具。然而,這不能說當上封建皇帝的幫兇完全是董仲舒一個人的錯,因為秦漢以降,士大夫慣於出賣自己,讀書人滿腦子「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於是不期然走上歪路,與擁有權力的君主混和一起,一起傲慢。說幾千來中國人的思想受人控制,說百家難以爭鳴,這怪不得別人,只怪知識分子自己骨頭輕。

中國知識分子常說「骨氣」這兩個字,彷彿缺了這兩個字就活不下去。可是,沒有骨氣就真的活不下去嗎?也不盡然,我們這個時代的很多大知識分子,就是沒有這兩個字也一樣活下來,而且都活得很好。

五十年代,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空氣動力學教授錢學森,衝破重重關卡回到中國。已去世的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Iris Chang)一九九六年在錢學森的傳記Thread of the Silkworm中這樣說:沒有錢學森,中國的火箭和核彈技術或會至少拖遲十年;美國缺了錢學森,大約是失去兩個師的軍隊戰鬥力。書中引述火箭研發專家說,如果錢學森沒有回中國,他現在大概是美國太空穿梭機的設計靈魂。

應當承認,火箭專家的錢學森是中國人的光榮,連言情小說作家亦舒也在《留英學生日誌》裏,說錢學森「令人驕傲」。美國對錢學森於中國火箭發展的貢獻估計得太低,在神舟六號返航後,中央電視台在一套關於太空英雄紀錄片後列出長長的一個致敬名單,排第一的是錢學森。據此,錢學森是中國的「火箭之父」應該沒有誰會反對。

不過,錢學森在大陸並非海外人士想像那樣沒有爭議。人們到今天還記得,錢學森在大躍進初期,在科普雜誌《大眾科學》撰文,說只要有足夠的肥料和陽光,農作物可以無止境生長。若是把這篇文章抽離它的歷史背景來閱讀,今天也許是放在報屁股上聊博一粲的花邊,可是那是大躍進年代,是毛澤東一人獨裁,害死全國的日子,錢學森這篇文章被視為對大躍進助紂為虐的證據。

接近核心亢奮失節

中共治下,類似錢學森的知識分子多的是,如馮友蘭,文革後期,馮被稱為「四大不要臉」之首;如郭沫若,那首「兩個太陽」新詩令知識分子這四個字極度貶值。也許,馮友蘭和郭沫若加入革命之初,應不至於如此靡爛,他們或者一度以為中共是民族救星,可以通過中共改變世界,又或者至少可以改變中國。可是,當這些知識分子愈接近核心時,卻愈是亢奮愈是失節。諷剌的是,被馮郭之流視之為紅太陽的毛澤東,卻沒有對這些知識分子倒履相迎,相反是愈加尖刻, 「知識愈多愈反動」、「知識分子翹尾巴」都出自毛澤東。一九六六年,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發動總攻,文化大革命幾乎要了中國所有知識分子的命。

廣義而言,中國是一個名詞,近代中國史包含了兩個中國,一是方才我們提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一是中華民國。不要以為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有知識分子,中華民國歷史上也有。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是蔣長年帶在身邊的心腹,文才識見在國民黨內屬第一流。雖然老蔣一直耿耿於懷,為什麼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投了共產黨也不回到他這個校長身邊,但陳布雷一向為老蔣所重用卻是鐵一般事實。可是,晚年的陳布雷目睹國民黨為人民所唾棄,最終是鬱鬱自戕而終。

蔣介石退守台灣後在草山苦思己過,終於想到了「民心所向」四字真言。毋庸置疑,今天台灣能在偏安江左維持一個小朝廷格局,和蔣介石痛定思痛有莫大關係,這也和當年陳布雷之死有歷史上的因緣。於這一層次而言,陳布雷是知識分子,他晚年找到知識分子的真義;陳雖迂腐,但他以死諫喚醒了蔣介石「失民心,失天下」的千古不易道理,總比那些至死不回頭的同行好得多。

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一部分,知識分子在九七之後出現了一種嶄新形態──從建制外走進建制內,或者半生不熟的介乎建制內和建制外之間。本來,為特區貢獻一生不是壞事,問題是他們太不熟悉「中國」這兩個字了。

華夏十五朝,知識分子向來是二線腳色,位置和相聲裏的「逗哏」差不多。打個譬喻,兩個相聲藝人出來,捧哏的先說一句, 「伴計,慢打鑼」,這時逗哏的要馬上跟一句「慢打鑼」;捧哏的再說「打得鑼多鑼吵耳」,逗哏的要一秒也不失跟說「鑼吵耳」。像逗哏一樣,知識分子是被動的,是美化帝王將相的形象工程師。春秋戰國時期, 「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精神仍未喪亡,但到了秦統一天下之後,知識分子陸續被工具化,成為統治階級的治國手段,肉麻不已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即出自知識分子。

宋江,過不了招安一關

施耐庵的《水滸傳》是中國第一部白話文體長篇小說,民間流傳兩句話, 「少不讀水滸,老不讀三國」,是說讀了《水滸》會惹事生非。然而,《水滸》夾藏的遠多於此,那是宋江等一百零八好漢迫上梁山,替天行道,逐漸壯大之後,到了朝廷招安之後,宋江率眾投誠。七十年代初,中共猛烈批判《水滸》裏的投降主義,出發點是宋江被招安後轉過頭去攻打農民起義軍方臘。然而,宋江應當並必須受到狠批的不是打方臘,而是欠缺反抗精神,打小官小吏,他麾下的梁山好漢打得痛快,可是只要朝廷派人招安,宋江一伙馬上變了悟以往之不諫,覺今是而昨非了。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的歷史夾縫裏,香港是饒有意思的一塊地方。要說的是,香港開埠後的一段很長時間,並沒有知識分子想過「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這事。眾所周知,香港自十九世紀遭侵佔以還,這塊地上的帝王是白臉高鼻的大不列顛國人,英王要的只是買辦,不是替他賣力奔走的知識分子。香港讀書人想的是學成文武藝來持家,治國和平天下與我無關。因為,中國人不是英國殖民地主子的cup of tea。

一九六七年暴動後,英國人想到「以夷制夷」,多了些華人出來任公職。某程度上,英國人這手策略是逼出來的,一九六七年不僅香港發生改變社會軌的大事,法國美國也在這兩年出現驚天動地嬗變。有說,這是毛澤東思想遍地開花的結果,此話言重了,應該說,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社會矛盾燜了二十年後的大爆發,香港有幸同沾朝露,走上新途。

英國人沒有把真正的社會話語權交給華人,直到十年前離開那天。回歸之後,表面氣氛是薄海同歡,其實社會沒有出現真正的結構性變化,依然是悶局。同一時期,建制外的聲音開始增多,議題廣及民主到普選,論者多是六四鎮壓後矢志要為這片土地做點事的本土派。必須一提的是,六四事件嚇走了一批中產階級,然而一批大學生暗下決心,自許終有一天以法治國以法治港。一九八九年秋到一九九○年夏,紐約的碧瑤茶餐廳是這些學生的會聚點,他們經此南來北往,九七過渡前夕,這批海歸派陸回歸香港,蓄勢待發。

回歸之後幾年,本土意識思潮因經濟危機按下不發,不過,學院裏機構中的知識分子,時刻注意社會上的一動一靜,對眾人關心的事務大膽發言,漸次成為一股新力量。二○○二年的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運動是建制外力量牛刀小試,翌年,SARS疫潮夾雜七年怨氣,五十多萬人在最具象徵意義的回歸紀念日那天走上街頭,改變了特區的政治生態,本土意識抬頭,但也同時啟動了中央和特區的自我防護系統。

殺:招安納降

這是一場對弈,一方是高舉「我是香港人」大纛的本土民主派,一方是千方百計要維持管治權威的執政系統,這場相爭在兩年前董建華下台後全面較量。其實,特區政府在董建華下台後已取得遲來七年的執政合法性,尤其是曾蔭權上台後的幾招硬功,如行政會議重用港英舊將,如行政事務上的斬釘截鐵,一出手馬上贏得社會喝采。曾蔭權更厲害的軟招是把統戰大旗舞得呼呼作響,一切精華皆凝聚在「招安納降」這裏,於是,有所謂民主派或知識分子站出來說,司徒華對曾蔭權到底有沒有去「民主歌聲獻中華」的質疑是「令人無奈」這些話。

最近一年半載,興許是嘗過甜頭,統戰招安天天上演,被拉攏的也愈來愈多。有一種自我解釋是,在建制外成不了氣候,只有參與建制,才能改變政府、改變社會。這些一片天真並對執政者有主觀良好願望的遐想充斥我們的天空,於執政者而言,拉攏招安是一種策略,但人們不能想像的是,那些讀遍洋書的被招安一群,不可能不知美國政治裏有這樣的一句:If you can't beat it, join it。

香港巿民請不必驚訝,知識分子這種「為賢者諱」的體諒當局心態,在我們四千年的悠長歷史裏俯拾皆是。不過,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紀念快將來到的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裏還有人願意回到纏小腳的年代,不免令人想起「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這句老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