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6-28

邵家臻:一扇窗VS一道門

【都市日報-兵器譜】「關掉一扇窗,打開一道門」— 妳終於都走了。走的時侯,遺下很多說話。其中我最有共鳴的,只有這一句,因為在差不多三年前的今天,我開始經歷「關掉/打開」是個怎樣的過程。

我是個一做就做了13年的前線社工。9年時間在荃灣,餘下的4年在天水圍,之後就返回大學,讀書教書寫書買書賣書。應該說,沒有天水圍的4年,我今天未必會離開崗位,拉遠距離,重新思考社會工作。

這年是2000年,是我負責的荃灣青年議會,胡裏胡塗「犯禁」,直接寫信給當年的特首董建華,邀請他出席荃灣青年議會討論「青年議會要在各區成立」的議題之後,也正值機構改組之際,我收到從上而來的行政指令,要撤出荃灣,長駐天水圍。

我基本上不認識天水圍,但清楚這次是去流徙,而流徙之地,叫天─水─圍。啤酒飲過師傅問過之後就入天水圍,打算過點「在職退休生活」,既然懷才不遇,不如寄情於天地。於是,我似劉姥姥走入大觀園一樣,驚覺天水圍「未經現代化」的一面純真:晨早的高矮肥瘦師奶羽扇舞、下午的赤腳當街當巷打羽毛球、晚上的引頸高歌Live Band革命現場,還有圍欄上橫七豎八千頭萬緒的undercover……。分別兩次收錄這些風景,是我入天水圍做的第一件事和離開前做的最後一件事,叫《在天水圍生活的一百個理由》和《在天水圍要做的九十九件事》。

悲情天水圍 ─ 這個稱號其實不是甚麼官員的詩興和濫情,而是01年11月29日《壹周刊》專題報道的標題。當時以為,這些悲情指數再駭人聽聞都好,對生活仍要保持想像力,正如捷克流亡文學家Kundera所言:「真正的生活,從來不是他方。」我用最大的樂觀,以讓多些人能夠在天水圍發掘屬於自己生活為由,去面對眼前困乏的社區。於是,我胼手胝足,讓人家相信天水圍也是個space of hope 和 hope of space。

樂觀回歸樂觀,形勢始終比人強。對於04年4月11日天水圍天恆發生的倫常慘案,我當時第一個反應是狂轟,狂轟香港政府對新市鎮的城市規劃,《明報》是這樣報道的:「天水圍社工邵家臻得悉倫常慘案後,狂轟政府在規劃上出現嚴重錯誤,『天水圍10年歷史,已經發生這麼多慘案,家庭慘劇已經成為惡性循環,根本是「規劃出來的悲劇」,政府將最弱勢的人放在同一個社區,形成一個壓力煲』」稍為可惜的是,報道寫不出我當日面紅氣喘青筋暴現的生理反應。

偏偏在氣來氣喘之際,收到群福會廖銀鳳的電話。銀鳳的來電先禮後兵,跟我談悲劇的另一種來龍去脈,悲從中來,吐出:「你班社工,多又有乜用,如果都係唔信我班姊妹,多咪又係咁!」我其實從來未跟銀鳳深入交談過,只在某些社運中遇過,知道她是個有心人。今回我的確聽到她講「唔信我班姊妹,多咪又無用」,餘音梟梟。

「信與不信」在這悲劇脈絡上,顯然是指權力關係,包括在輔導過程中,雙方的角色怎樣?互動怎樣?論述的權力位置怎樣?更關鍵的問題恐怕是:姊妹是否只能是輔導的對象?她們的聲音可有被聆聽?是的,對於天水圍婦女/姊妹的艱難,我們必須聆聽 ─ 當她們被視作一個個具情緒的獨特個體,而不是法律的對象時,她們才能進入一種以人為本的關係中。那時,天水圍婦女/姊妹這身份才有意義。

關掉一扇窗,打開一道門 — 說得實在瀟灑,妳繼續昂首闊步,一往無前。我得承認有些亂晃,離開天水圍的前線崗位,之後是又文化人又傳媒人又時事評論員;但我知道,我最重視的,都是社會工作者這個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