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17

羅永生:交叉剔

九十年代的香港,充滿探討香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熱情,不但學術

界、文化界

、演藝界,都曾參與其事,透過風格不一的研究、討論、創作、甚至辯論,為回歸前的香港人, 找尋自己的形象。不過,回歸十年之後,驀然回首,卻驚覺這十年之間,關於香港人文化身分認同的討論與研究,竟然聊聊可數,大有無以為繼之勢。何以至此?答案可以有很多。九七前的文化身分討論,是回顧、是整理、是爭分奪秒地以求留下記錄,見證歷史,於是題材、資料和感覺,都是現成當下,順手捻來。人們乘前所未有的舉世關注,投放在彈丸之地的危城香港,發聲、懷緬、自我祝賀,都可以共冶一爐。末日時鐘雖然滴答倒數,高談闊論自己的文化身分,還是滿有一種安全的距離,熱烈而不失冷靜。

九七之後,經濟政治風雲變幻,自然與人為災難相繼爆發,在財富大轉移和身體健康安危的逼切問題前,文化身分的討論若非搔不癢處,凌虛蹈空,就是過於敏感尖銳。頂頂大帽子高懸頭上,新「政治正確」準則明示暗示,隨時令人墮入誤區。再者,斜陽懷舊的快樂時光已過,九七之後的身分認同討論,要麼不說,要說就無法迴避「如何是好?」、「香港往何處去?」的大題目、大問號。

我姑且描述這種九七前後論述環境的轉變,為香港文化身分話語的「政治轉向」。換句話說,捲進九七後論者的,不再是香港文化身分認同的抽空思辯,感性投射,和學術空談,而是香港「政治身分」的探索和爭持,香港未來願景的展示。因為,我們已經再無法逃離,不去「政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