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1-26

練乙錚:為什麼國內很少貪腐單干戶?

【信報-香島論叢】吳康民校長在一月十三日的《明報》文章裡,分析了黨政機構重壘、職能不分、黨代替政的現象。面對如此錯綜交差的「意粉問題」(spaghetti problem),難怪連鄧小平也嗟嘆再三、束手無策,認為「這個問題太困難,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廣泛,很深刻,觸及許多人的利益」。可惜,鄧公只談問題的表象,未及其本質,也許是因為當局者迷,看不清楚;這一紕漏,無疑替日後黨內有志解決此問題的人增加了困難。筆者不才,卻有旁觀者的優勢,或可提供一些參考觀點。

八日的本欄文章指出,黨在現階段中國社會環境中,不再僅僅是一部管治機器,它還體現為一個利益關係網絡;這個二重性,已經客觀存在,而近年來,後者變得比前者還重要(資本家爭做黨員,是為了善治,還是為了取得權力、進入那張遍藏黃金的關係網絡,大家可以想見)。從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很多問題出現的原因就很清楚。例如,吳校長問:「政府不是已有足夠的經濟管理部門嗎?要對口地設什麼(黨的)工業部、農村工作部及種種經濟部門幹什麼呢?不設對口單位,難道就會失控了嗎?」筆者的答案很簡單:不設對口單位,黨作為利益關係網絡就鋪得不夠開,很多黨員便撈不到多少油水;上面要他們執行管治工作時,就不會很起勁,遇上與他們利益衝突的正事要辦,如無油水「對沖」,更會著力抵制、陽奉陰違。吳校長認為,黨委應該只設研究室、組織部、宣傳部就夠了,理論上絕對是好主意,但完全違背廣大黨員的「利益」,所以絕無可能實現;強制嚴格執行的話,如此一個清水衙門,筆者擔保九成的黨員馬上退出,二毛錢的黨費也省下,騰出的時間賺錢去也。故胡、溫要靠黨去管治,便得容忍這張利益關係網;說得白一點,這其實是一種變相賄賂,只不過,為了善治,不得不如此。二○○一年起,資本家亦可入黨,便是這個變相賄賂的明證。因此,黨的二重性,既互相矛盾,又互相倚賴;這就是為什麼黨既欲善治,本身卻是貪腐的根源,而貪腐的力量又撲之不滅的底因。

黨作為利益網絡,更引致一個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在香港或西方國家,多數經濟罪案,都是一間公司內部的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一起作的。前天的法國興業銀行詐騙案,主角一人獨自騙了公司四十九億歐羅;九五年發生的新加坡霸凌事件,主角也是獨行俠;英隆事件中,有二十多個共犯,拖垮兩間公司,算比較特別。中國的情況相反,貪腐案很少只牽涉一個人、一間公司或一個單位。本月二十二日,《中國青年報》文章〈一把手腐敗墮落帶垮整個班子〉,引用了最高人民檢察院提供的資料,指出「貪污腐敗很少單干戶」。例如,二○○五年河北省屬於國家級貧困縣的獻縣,發生電力局窩串案,案中三十多名黨政幹部落網,包括電力局長、副局長、紀律組組長、財務所長等。二○○五年揭發的黑龍江綏化市黨委書記馬德「賣官案」,涉案黨政幹部共二百六十多人,是建國以來最大賣官案(不只賣官,馬德十七條罪,十二條是賣官,其餘是「正常」貪腐),被控官員最高級的是原國土資源部部長田鳳山,主要共犯則是綏化市市長王慎義;這對「馬、王配」,一個是市長,一個是市黨委書記,黨政合璧、天衣無縫。對此,中央黨校政法部教授林喆說:「現在單兵作戰的情況不多,罪犯需要橫向、縱向的關係,要尋求上級領導當保護傘,也要下面的辦事員負責實施,中間則平衡連接著其他互為參照的同級官員;進入這個圈子的,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個案變成慣例,甚至成為潛規則。」這不正正說明黨已經成為一個立體交差的利益關係網絡了嗎?

共犯愈多的罪行,一般成功率愈高,對社會秩序的破壞力愈大;因此,普通法國家的法庭量刑時,同一罪行,如有共犯,刑罰要比單干的重。中國因為有一個黨提供緊密的關係網絡,故經濟犯罪無一例外是依附在這張網絡上的多共犯案,這些案件對社會的破壞力也因此特別大。改革開放之前的社會性質不同,當時的黨政不分現象,比現在單純得多,只是一個行政效率問題,基本上不涉犯罪。經濟基礎變了,黨作為上層建築裡的最重要權力機制,其結構一點都不變,是違反馬克思理論的。結構不變,但是性質卻自然變了,變成貪腐溫床。這個發展,有堅實的辯證唯物論基礎,是必然的,亦不是靠成立一個反貪腐局便可以阻止;後者只不過是唯意志論的產物。

黨有過輝煌的歷史,它參與過抗日戰爭,打倒過國民黨一黨專政,五十年代領導過建國初期的經濟與社會重建,六十年代不幸成為中華民族的負資產,改革開放之後又絕處逢生,那是因為社會主義走不通,只能「讓給醜惡來開墾,看它造出個什麼世界」;結果看出一些了,雖非「一溝絕望的死水」,卻「斷不是美的所在」。吳校長是老愛國不是新愛國,如今目睹這個帶了二重性的黨,能不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