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05

練乙錚:中國政改時間表和路線圖

【信報-香島論叢】今年「兩會」期間,國內政制改革成為討論熱點中的熱點,其中尤以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元勇編的一本書最哄動;書名《攻堅:十七大後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報告》,去年十月由冷門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出版社出版,印數不多,卻洛陽紙貴,在香港還不能見到,筆者只得托上京朋友代為蒐羅,但從內地網頁看到的有關介紹,可知來頭不小。由於中央黨校是高幹訓練場,地位特殊,而編者在後記中更透露:「其中初步研究的幾個分報告和全部報告先後提供給有關部門審閱」,因此,內地輿論很快便將這本書看成是中央授意或起碼是接近中央觀點的出版物。其後,人們更發現,書中提到的多項改革議題,如人大代表城鄉人口比例同一化、立法民主化、行政體制改革(包括大部制)、財稅體制改革等,都在十七大報告中佔了份量,於是書中關於政治體制進程的討論,就特別引人注目,不少人更把書中建議的政改「三步走」方案,視為中國政改的官方「時間表」、「路線圖」。

國內政改不同香港政改,不但觀念不同,更重要的是政治環境、起步點、要解決的具體問題等,都和香港不一樣,我們對兩地政改不必等量齊觀;對於一些國內選對了的做法,我們應當樂觀其成;對於另一些我們不認同的做法,批評之餘,也應留情。畢竟,中國問題有其自身複雜性,不一定是我們香港人能完全瞭解。

是書提到中國政改三步走,第一步是經濟體制改革,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至二○○一年基本上走完;這個時期的經改,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具備根本的政治意義。

第二步是從二○○二年十六大起,至二○二○年的十八年;其間,一方面要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另一方面要改變、革除阻礙經濟發展的那些政治體制部分(工作包括人大改革、立法民主化等);與此同時,還要「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建設現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體制」。

第三步比較遙遠,是從二○二○年起,到二○四○年;以二十年時間,在前一階段的基礎上,逐步建成一個經濟上比較發達、政治上成熟的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沒有提到的,是最終所謂的民主法治現代化國家,是哪一種模式,原因可能是避免在太遙遠的事情上引起大爭議、大分歧。不過,是書編者對第二(現)階段中的政治改革性質,卻作了清楚而保守的界定:「在結構轉型和經濟發展的關鍵階段,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不應該是採取普選制、多黨制和新聞自由的模式,而是採取政治上適當集中、經濟上向市場經濟邁進的模式。」這個關鍵的現階段,又可細分為三,其中不乏有趣內容:二○○二至二○一○年:主要進行行政管理和財稅體制改革,理順中央和地方關係;二○一一至二○一六年:完善人大、政協和司法體制,形成現代的權力制衡機制;二○一七至二○二○年:進行社會改革,發揮宗教的和諧作用,大力發展民間組織包括「對社會有益的宗教體系」,提高公民素質,形成現代的公民社會。

長期以來,官方喉舌一提到權力制衡,就聯繫到三權分立,認為是西方貨色,中國絕不「照搬」;這種中、西之辨,是晚清華夷之辨的翻版,大體反映既得利益、既掌權力,並非理性思維,《攻堅》一書有建設權力制衡機制之議,跡示了一個進步。另外值得留意的,是談到社會改革那部分,似乎包含了公民主體性。大家知道,「公民」二字有強烈政治隱義,與「國民」、「民眾」等詞很不一樣,一般是與憲法權利有關的論述用語,故樂觀一點看,是書這種提法也許暗示,中國屆時已進入比較能落實憲法權利的憲政時代;目前,中國憲法條文保證的各種公民權利和西方的沒有兩樣,但其中有關言論、信仰、集會、結社等自由,開國至今都未落實;很難想像一個「現代的公民社會」中的公民,不享有這些普世意義上的公民權。

上面提到,中國要在「共產黨領導下」,建設一個現代民主和法治的政治體制。如何理解此悖論呢?採取新加坡模式是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最近說:「深圳要叫板新加坡」。「叫板」就是香港人說的「只揪」,有挑戰之意。筆者「百度一下」,知道此詞原為京劇術語,有兩個本義,其一指戲曲中把道白的最後一句節奏化,以便引入跟著的唱腔;其二指用動作規定下面唱段的節奏。以此二義理解汪洋的領導話語,更為傳神!不只深圳要叫板新加坡,中國最高領導人早已多次提到中國要叫板新加坡。香港人對新加坡並不特別好感,其政製為一黨壟斷之下的普選制,民主徒具形式;經濟方面,政府無形之手更處處都在,比香港更甚。不過,如果中國在政經各方面都能夠跟上新加坡,則絕對是一種進步,而且,以中國那種綿綿不絕的改革動力,當不會停留在新加坡的水平。「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時間長一點,又何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