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3-30

安裕:不識時務二十年

從中國政治文化的層次來說,李柱銘算不上是一號人物,因為光是「識時務者為俊傑」這一條,李先生不單不合格,恐怕連應考的資格都沒有。可不是嗎,八十年代北京眼中的青年才俊、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裏的四十出頭御用大律師,沸沸揚揚的回歸後律政司長大熱門不二人選,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那一場血腥鎮壓之後,從此大路朝天各走一邊,別的才俊跑中南海港澳辦跑得門限為穿,他這個才俊卻在新華社中聯辦政府總部門前留下頭綁布條高喊口號的身影。

中國有些人是寬大為懷的,對文革十年的禍國殃民,對六四事件的強力彈壓,對中共高官的貪贓枉法,這裏一些人都持所謂「理性」態度——他們會說文革是民族傷痕,不好再談;六四都過去快二十年了,還翻出來,豈不是讓大家再一次不快樂;貪污是中國發展過程裏的一個必然,日子久了情自然好轉。可是,對李柱銘司徒華這幾個書生卻是一耙子要全都打翻在地,不過是站出來講幾句人話大伙上街,卻得到如斯對待;如此巨大差別,難怪這些年間,香港俊傑愈來愈多,排隊的龍頭剛踏進西環中聯辦大門,龍尾卻在北角碼頭海皮,遲來的一不小心還會給擠得摔進海裏哩。

中國政治講究實利古已有之,只不過是於今為烈,二千三百年前,《孟子.梁惠王》有這麼一段: 「王曰: 『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梁惠王問孟子的話其實只有一樣東西,用今天的語言說,他第一句不是問候寒喧,而是問孟子「有冇數益我」。

冇數

「數」是現代粵語的偉大發明,比北京話裏的「好處」來得傳神有力,難得這兩個字沒有階級性,富商巨賈販夫走卒一概合用。不過,廉政公署成立後,數已然從金錢層次轉變到另一層次,這二十年間見得最多的是政治這一塊。例子多得不勝枚舉,數可以是上京面聖可以是送你一塊勳章或委你一個九品芝麻官,但我想北京肯定不會太高興,因為受惠者總有一個通病,就是到了手後卻不敢認,被人詰問多了,只得轉彎抹角欲言又止說「理性溝通嘛、向前看嘛」,然後嘴角帶半抹尷尬側頭跑了。

在講究理性切勿事事挑剔的順民氛圍下,香港上下醞釀出一種共識,就是不要再搞了,有碗安樂茶飯吃有數入袋算了。於是,爭取普選被視為不現實非理性,到美國國會講幾句香港現狀馬上成了漢奸,提一句北京奧運差點沒變成殺人放火姦淫擄掠。應該說,回歸十年香港的最大變化,不是把腳痛的董建華換成精刮厲害的曾蔭權,也非自由行更不是疑似港股直通車,而是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對準口徑與北京一致看齊,量變而至質變慢慢孕育出一套說詞來:香港是有言論自由的——支持奧運支持中央支持這支持那,誰都可以說可以講甚至抬一面大旗上街支持。然而,要反對奧運反對中央卻不是那回事了,說客們會說這不應那不該,然後是一頂頂帽子從天而降,之後說他們也有反對那些反對奧運反對十七大的人的自由。

消失的「共匪」

這些人是有權這樣說的,善良的人們也許會被這些詭辯嚇倒,但狡辯卻經不起事實考驗,用六四事件來舉個例子,這些人縱使如何心裏暗恨民主運動,卻不會站出來說「鎮壓有理」,因為,十九年前,只要視力聽力良好的市民都知道那年的六月發生的事,坦克上街鎮壓,學生陳屍街頭,哪怕只有一丁點良知的人都不可能忘記。六四事件是香港市民從懵懂到覺醒的分水嶺,今天講香港政治,如果沒有從六四事件的框架看,是不可能得出一個清楚輪廓的,這也是李柱銘司徒華脫離數大隊,站到人民這邊的歷史必然。

八十年代,中共對李柱銘是有過期待的。鄧小平揭櫫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留學法國當過解放軍二野政委的老鄧視野確是不同凡響,中方起初把回歸簡化到只是換個港督換面旗,另一方面,新華社當年的統戰工作做得實在出色,先把當過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的安子介統過來,又把一批三四十歲的社會精英請上北京;那時候的《大公》《文匯》等黨報,天天頭版都是京官見港人代表新聞,由於男女不拘盍興乎來,還弄出了一個小小的地區工商組織的幾個負責人,獲得中共高層隆而重之接見的笑話來。

一九八四年應該是在歷史留下印記的一年。當年夏天的洛杉磯奧運會,中國健兒一舉獲得十五面金牌,客觀上大大增加了港人對北京政府的認同。九月二十六日,中英草簽《聯合聲明》,到今天依然難以磨滅的是那晚中文大學學生會裏人頭湧湧的情景。五天之後,龐大的國慶觀禮團上京,大伙十月一日在陰霾滿布的北京天安門觀禮台上,看鄧小平以軍委主席身分站在紅旗牌轎車上檢閱三軍。這時的香港是形勢一片大好,傳媒開始一小點一小點把字裏行間的「中共」改為「中國」, 「共匪」這兩個鉛字從此隱入歷史。如果說,從一九七八年中共開始改革開放至今三十年,港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最正面的一年,應該就是一九八四年。

律政司長人選

一九八四年和八五年的香港回歸熱快速燃燒,一九八五年七月,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這被認為是未來治港班子的人力資源所在;草委主任委員是姬鵬飛,八個副主任是港方的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李國寶,內地的許家屯、胡繩、費孝通、王漢斌。由於李國寶身分特殊,立即被輿論視為是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熱門人選,後來擔任特首的董建華那時連名單也擠不進。芸芸委員裏還有李柱銘這一人,雖然委員裏也有譚惠珠、李福善等法律界人士,但從左派報章早前對李柱銘的訪問中看到,他受中方重視的程度肯定高於李福善和譚惠珠,於是有一種說法不脛而走:李柱銘是未來特區的首任律政司長。

李柱銘是英國人訓練出來的大律師,但與中共卻有一段隱性的淵源,多年前在一篇訪問中,李柱銘透露他初出道時曾替一批親中工會工人辯護,由於警方恐怕旁聽的工人在庭上發難,於是暗中安排了一批手持輕機槍的警員埋伏。六十年代的香港是親國民黨勢力的天下,李柱銘卻為工人辯護,這當然可以視為律師工作的中立特質,誰人來聘便為誰辯護,但在當時的政治氣氛裏為左派工人辯護毫無疑問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也許這是李柱銘被委以草委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也許是八十年代中共港共的胸襟確較今天的某些人來得磊落。

永遠的反對派

最大的轉折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六四鎮壓後,查良鏞鄺廣傑宣布退出草委,李柱銘亦與司徒華一同退出,但草委會最終卻沒有批准他們退出,反而高調宣布解除二人的草委資格。這一天,中共失去了接納異見的胸懷,李柱銘和司徒華成為了北京政權的眼中釘;從政治利益來說,李柱銘失去本來可能留給他當的特區律政司長,他跨過那條劃在地上的黃線,從此成為永遠的反對派。

九十年代的香港,六四之後的厭共氣氛濃烈,客觀上促成了民主抗共的起動,不論民主黨的前身港同盟還是其後大統合的民主黨,只要打起民主旗幟,所到之處眾皆披靡。如今回首前塵,嚴格來說,民主派當時並無明顯的社會議題或政綱,但李柱銘或司徒華的民主派共主形象突出,再加上二人的政治良知帶出了一種敢信連他們事先絕難料到的魅力(charisma),這成為了民主派在九十年代各級議會直選比併中戰無不勝的法寶。稍為了解代議政制進程的朋友應會對九十年代的民主派印象深刻:李柱銘司徒華猶如金手指,任何不見經傳的新人,只要與李柱銘等共同出戰即等於必勝,投票日的李柱銘和司徒華不是為自己拉票,而是四出為形勢吃緊的黨友奔走呼號。

六四之後的中共當局對香港的策略傾向收緊,這是簽署《聯合聲明》後的第一次走回頭路,做法是一手硬一手軟,硬的是把支聯會標籤為推翻中共統治的組織,嚇阻支持民運的力量聚合,李柱銘和司徒華由於被視為領頭羊,遭到全力對付;軟的是統合六四後散失的左派或同路人,孤立民立派。李柱銘在壓力前沒有退讓,他把戰線擴大到外國,到美國國會作證,也見過美國總統克林頓,左派抨擊他是「裏通外國」。幾乎是以一國之力全力攻訐二人的中共,已無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時的信心,鄧小平的「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只是文書記錄上的一句話。

沒有拋低六四情意結

回歸十年,李柱銘司徒華我行我素,香港社會的整體向北望沒有對他們帶來影響,雖然有說二人這樣下去只會阻礙民主派與中共溝通,更有人或明或暗說他們是民主派裏的鷹派人物,幾乎說到只要他們不在,萬事都好辦。民主派裏似乎也一度有拋開六四情意結的意圖,公民黨就曾在六四事件上有所迴避,可是市民看來不甚欣賞這種「策略」,旋即沒有再提,李柱銘和司徒華仍是民主派的兩面大旗。

策略云云,求同存異云云,香港社會上一些對李柱銘司徒華「有礙與中央溝通」的評論其實是脫線失焦過於片面,因為這些說法的論據是從選舉政治角度出發,認定李柱銘司徒華的最大作用是在議會選舉,也認定他們的最大政治目的是贏得選舉,卻無一從二人何以走到北京對立面的歷史背景來思考。其實答案極為簡單,他們二人只是要求平反六四香港普選,不是要求由他們來平反六四也非要由他們擔任普選之後的特首。或者,在汲汲於一個半個議席或誰當官誰上位的世俗想法裏,有人以心為心認為,所有人都與他們一樣的追求政治實利,卻想不到有兩個人心裏想的是更高層次的公義。

李柱銘不是完人,有些行事也稍嫌不夠深思熟慮,但這並不礙他追求平反六四或香港普選的堅持。不過,在香港這個全速走向中共化的城市裏,李柱銘長期以來的立場取態,在數一派眼中不啻是「倒自己米」、「搵自己笨」;然而,在我們這個早就進入發達國家及地區行列的特區裏,的確是少了些像李柱銘司徒華這樣的傻瓜。說實在,他們這樣做其實對自己無甚數,一不發達二不升官三不能見領導人,他們想的是另一種,那是屬於廣大市民的利益。

代郵

馬先生,來電收悉,閣下之言甚是,台灣目下只有二十三個邦交國,而非二十七國。

順頌大安

安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