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18

安裕:希望在於人民

星期六上午,有線電視新聞台播出汶川老百姓撤離災區片段:一條軍用艇上站百來人,男女老幼相互依傍,大的揹小的,年輕摻年長,緊抿嘴唇不發一言;黝黑的皮膚任誰都知道是農民的標記,沒有眼淚沒有叫喊沒有呼天搶地,堅強得令人揪心。

片段讓人想起陳凡在描寫抗日戰爭大撤退《轉徙西南天地間》裏的中國人民大轉移——在西南後方休養生息留待東山再起,說的是尋常老百姓由東而南的流浪。比起蔣委員長以空間換取時間打敗日本的牛皮,流轉到廣西的老百姓都有一本要跟鬼子算的帳;不堪的生活環境裏培育出堅韌不拔性格,西南聯合大學在鐵皮棚上課,其中有三個物理系學生,一個叫楊振寧,一個叫李政道,一個叫鄧稼先,前兩個其後拿了諾貝爾獎;最後一個是中國原子彈之父,羅布泊試爆成功,鄧稼先的慶祝方法是請同事吃糖,中央向他發了獎金:人民幣十元。

中國這幾十年間的愛國教育,說的都是領導人事生活,就是缺了老百姓;最近聽說香港也有人要搞唱國歌這種國民教育了,其實都不必學,也毋須再跑一趟聖火——地震就是國民教育裏的心繫家國,不屈災民便是教材裏的龍的傳人。中華民國飽受日本侵略硬撐到抗戰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走盡彎路迎來明年六十大壽,沒有人民來當頂樑柱,能

嗎?

兩年前,《南方都市報》製作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我的一九七六〉,三十三輯人物訪問也許是中共建政以來最發人深省的民間回憶,從前省委第一書記林若對文革期間違心之言的自我反省,到公安幹部回憶不顧一切貼大字報記念周恩來,比對香港今天一些人天天滿腦子為尊者諱,內地傳媒卻勇敢地反映了人民所思所想。訪問裏,五十五歲的邵定輝是唐山大地震解放軍救援人員,他的回憶跨度三個月,令人動容的不是他在地震裏救了誰,而是災區外的一

個老人和他的反省: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指導員說馬上開車去唐山,時速要達到一百二十公里,只許快不許慢,出發後才聽說是唐山地震了。

那天不知怎麼回事,行到河北通縣境內時,突然發生意外:兩個小孩騎單車突然橫穿馬路,我趕緊煞車,由於用力過猛,手煞腳煞都斷了,汽車撞到人後,又向前跑了兩三公里才停下來。我跑回現場看,一男一女,女孩子十八九歲,男孩十五六歲,已經死了。

天剛亮,路上沒人,我脫下軍裝蓋在他們身上,因有軍令在身,就改坐戰友的車繼續趕路了。救援還未開始,我就撞死兩個人,我心懷愧疚。

……救災之後,我們這個排被授予一等功,我個人被授予二等功。但是,我的心情很糟糕。大約過了一個月,死者的爺爺找到部隊來了。我一見老人就給他下跪。老人是個老紅軍,說你們是為了救災,是孩子不該橫穿馬路。最後,部隊決定,出錢辦理兩個孩子的後事,孩子的家長也由部隊贍養。

這個事情就算過去了,部隊也沒有給我任何處分。但是,我自己心裏感到很難過。黑龍江有一個勞改場,專門勞教違紀犯錯士兵的,我就自己開車跑到那裏,要求勞教。對方不肯接收我,我就硬賴下來不走。在那裏補了三個月的麻袋。後來我們指導員親自跑到東北來找我,說沒事了,才把我帶回去。

老人死了孩子:是孩子不該老人死了孩子,找到部隊來竟然說是孩子不該,兩個親人的命在老人眼裏微不足道,解放軍要救的才是人命。老人是老紅軍,推算出事那時應該是七老八十,從舊社會過來的人心裏想的總是新中國、一切為了新中國,吃點小苦算得什麼。老人住在通縣,那是河北的一個城鎮,如果兩個小孩那天不是突然衝出馬路,今天興許已搬到北京城了,生活在打倒四人幫後改革開放事業製造出來的新新中國。但是,這兩個小孩在清晨橫死街頭,老人把過錯都包攬在孩子身上,只有中國老百姓才會這樣。

中國老百姓是從小農社會成長出來的,他們或許是土了一點,可是七億農民肩負這個三十年來突然發國家的道德大樑。我們天天看到的罐頭A 貨冒牌物品,十之八九都是城裏人幹的,四年前冒牌奶粉肆虐安徽,出事嬰兒的父母一看便知村鎮人;那是朱元璋自幼定居的家鄉,有反抗傳統的地方,可是縱然嬰兒吃了假貨後頭大如斗,示威抗議遊行的新聞一句都沒有。是自認倒楣還是別的,反正是相信國家相信黨。生活在香港的精明強悍之輩也許會笑這些人不懂權益,不知到二十一世紀其實可以打消費官司一狀告到縣裏去,但這些敦厚的老百姓就是沒有這樣做。

四川大地震死了好幾萬人,內地傳媒算是沒有辜負師長的期盼教誨,應該做的事都做了。那天有一張照片是幾個小孩橫七豎八埋在沙礫裏,我一看他們頸上小小的紅領巾馬上眼圈發紅:都是少先隊員,隱約見到的是小隊長的肩章,他們都是身體好學習好品德好的三好學生,自小志願肯定是當解放軍叔叔阿姨的好孩子。那個下午,他們午睡時天塌下來,就這樣從此離開父母叔叔阿姨。紅領巾的父母哭得一塌胡塗,眼淚乾了之後拖疲乏的身軀離開家園;美國傳媒點出了一樣事,這些父母的孩子是在一孩政策生下來的,有人之後做了結紮,如今孩子遽去,當父母的本來可以吵翻天,但沒有人這樣做。這絕非多一事不如小一事,而是惦記不要為國家添煩添亂。

新中國成立以來,有幾十年是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每次都是老百姓吃虧——大躍進年間天下大饑,據說毛澤東為此不吃肉,瘦了一圈,老百姓卻死了不少;毛澤東功過到底是三七開抑或四六開到今天屍骨已寒三十二年也無法說得清楚,可是陪死的卻清楚不過:三千六百萬。是整個香港人口的五倍,比英國一半人口還要多。這還不包括文革期間無端打死的一大批,可就是沒有人再提,連海外傳媒也不報道這些,當香港電視台把挖出一個困在瓦礫七十二小時的災民播足一整天,三千六百萬人該魂歸何處?

這些年間,中共算是有點進步,可是間中還會舊病復發:每年三四月北京人大開會前夕,總有一類新聞冒出來:某地老百姓上訪來了,京城為了「市容」,調動大批警察清理上訪群眾。每回我看見這些事總是心裏有氣,不是偷不是搶,不過是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卻倒過來給人當作是賊。小時候學過一些歌,這幾年在香港開始成為愛國教育的《歌唱祖國》是其中之一,前幾年回歸日也見何鴻燊四太太在台上唱,那是新中國成立後人民歌頌祖國的歌曲,表達了老百姓對國家的期盼, 「歌唱我們親愛的祖國,從此走向繁榮富強」,但是,人民在哪?

共和國名不符實

共和國的名字裏雖有「人民」二字,但共和國的歷史如今在某些人眼中變成只是中共一二三四代梯隊專有的,無視人民在重大關頭起的巨大作用。遠的不說,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二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頂四人幫的封鎖紀念周恩來,間接促成了五個月後的拘捕四人幫,從此改變中國的軌,這才有鄧小平的三度復出,中國才有希望,也才有新新中國。孟子說,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熟讀馬恩列毛那票人不能夠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