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3

練乙錚:美國幾起沒收護照禁制旅遊的惡例

【信報-香島論叢】昨天筆者談到一些國家的「行動自由權」,今天再談對這個憲法權利的不合理制約,並舉一些著名案例和大家分享,也希望通過這些故事,讓北京明白,以沒收或拒發回鄉證作為打擊一些持不同政見的香港公民的手段,是十分不合常理、不合時宜、不得人心的。

一九五九年六月,美國哥倫比亞行政區上訴庭審理一宗有關旅遊禁制令的案件。上訴人是猶太裔作家弗郎克(Waldo Frank),此君當年是美國左翼文壇眾星之一,與Theodore Dreiser等人齊名;和當時很多左派人士一樣,他在三十年代初到過蘇聯,成為共產主義同情者。五八年,北京大學邀請他到中國演講,介紹美國十九世紀詩人Walt Whitman(筆者最愛之一)。冷戰時代,中美關係緊張,美國人民不能自由到中國旅行,因為每一本美國護照上都寫明「本護照不適用於前往下列與美國沒有外交關係的政權所管轄地區: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以及由共產黨管治的部分中國和越南地區」。弗郎克赴華心切,告上法庭,認為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他有行動自由、旅行自由,要求取消美國政府對他到北京講學的限制,不幸敗訴;他不服上訴,依然失敗。法庭的觀點,不外認為中國是敵對國,國人不得前往該國,以免回來之後為匪張目,如此等等。這個結果很可笑,因為弗郎克所推崇的、要到中國推介的詩人Whitman,正正是美國立國精神──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其詩意境清新、辭藻優美,由弗郎克推介,正是向中國輸出美國意識形態的絕好機會,法庭卻囿於冷戰思維,把機會錯過了(注一)。然而,這並不是美國政府對國民行動自由的最嚴厲禁制。

一九五六年,著名黑人民權運動家杜布瓦(W.E.B. Du Bois)二次訪問中國,呆了一段相當長的日子。杜老是忠誠的社會主義者,但思想非常獨特,他生於一八六八年,經歷過日俄之戰那段歷史,對日本的勝利十分高興,認為是有色人種打敗白種人的創舉,故他第一次訪問中國時(抗日戰爭前夕的一九三六年),竟然鼓吹中國人應該接受日本把中國「從親西方勢力的慣性中解放出來」。不過,新中國成立後,北京對這位社會主義支持者當年的古怪言論並不介意,一再邀請他訪華。在華期間,他經歷了大躍進運動,極力擁護之餘,更對毛澤東佩服得五體投地。但他回到美國,就大事不妙了,海關把他的護照沒收,並對他說,以後休想出國,除非他答應以後不再前往共產國家旅行。杜老後來同意了,護照才發還給他。(注二)與此幾乎同時,另一位美國黑人伍爾斯(William Worthy)同樣以身試法,不過他比杜布瓦更「激」。伍是一位左派記者,一九五六年到中國大陸,想多瞭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回美之時,護照亦被扣起,但他沒向政府承諾以後不到共產國家旅行、採訪,所以護照一直未發還給他。一九五九年,古巴左派在卡斯特羅領導下,推翻舊政府,成立社會主義共和國,伍爾斯心嚮往之,遂於六一年不顧一切往訪,回程之時,為美國海關逮捕,復被控無護照入境。可幸有高手左派律師為他打官司,一直打到聯邦上訴庭,才被判得直;上訴庭法官認為公民回國權利受憲法保護,不容侵犯。(注三)伍爾斯案的判決很有份量,二○○六年美國政府根據反恐條例,阻止兩位與恐怖分子有關係的巴基斯坦裔美國人從巴國回美,二人在香港轉機之時不准再登機,被迫折返巴基斯坦,美國政府要求這兩名人士先在巴國美領館接受測謊試驗,通過了才可飛美。不過,美國民權聯盟(ACLU)為他們出面抗議,根據伍爾斯案的判例向國土安全部遞了投訴,後者見ACLU有備而來,不得不軟化態度,准許二人回國。

從上述幾個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限制公民出國旅遊和回國權利,是冷戰、麥卡錫主義時代的畸形產物,美國政府常常用來對付中國,其背後心態最要不得。近年,布殊反恐反昏了頭,又檢起這個破爛,以為可以重施故技,結果不得人心,亦對反恐毫無好處,徒增人民反感。中國政府實在應該以這些事例為鑑,反省一下類似的行為往後有無必要。對付區區幾個特區議員,犯不著敗壞整個國家的法治精神和聲譽啊!

注一:見美國古典自由派(libertarian)刊物《Left & Right》一九六六年春季文章〈Freedom to Travel〉,作者是R. Stetler注二:詳見維基中文百科注三:此案為Worthy v. U.S., 1966;詳見W. Kunstler自傳《My Life As A Radical Lawyer》, Carol Publishing,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