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9

練乙錚:在浙江思想解放在香港蕭規曹隨

【信報-香島論叢】儘管中國已進入互聯網時代,陽光法案亦已在全國範圍實施,但要查找中國高幹高官政績卻並不容易。在內地的一次傳媒訪問中,記者問習近平哪些是他在福建工作十七年的最重要政績,他回答說:「政績是人民評的,做得好,是領導集體的功勞。」如此避開話題,按國內政治文化當然允許,而且還會因為態度謙虛,贏得稱讚;但如果換作是在政治比較開放、政府官員要受民眾監督的地方,上述答案不及格;不是人們不欣賞官員態度謙恭,而是官員干過什麼事,人民有權知道。按習的邏輯往負面想,如果記者問他在福建有哪些敗績,賴昌星事件他有沒有責任等等,難道他可同樣用「集體負責」來掩護,推搪過去就算了嗎?顯然不能。不過,「事事公開就不是社會主義祖國」(曾憲梓名言),故在未有更多可靠資料出現之前,我們還得依靠現有材料加上例如網民評價,初步判斷一些內地官員的表現(在「網特」存在、網監虎視眈眈的條件下,對所謂「網民意見」,我們也得很小心)。

昨日筆者談及習近平在浙江視事五年裡的兩項經濟政績,今天續談在那幾年當中,浙江省的一些政治發展狀況。這方面的資料比較零碎,我們只能從一些個別事例推斷當地管治階層的政治意向和社會動態之間的關係。

相對於中共頭五十年的管治記錄而言,十六大和十七大的政治綱領,保守當中,的確含有一些進步元素。習近平是此期間冒起的政治新星,故他的政治面貌不能不與黨的最高政治綱領保持一致。《人民日報》零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報導了習在浙江衢州作基層調研時的講話,題為〈基層民主越健全,社會越和諧〉,其中有云:「由於部分基層群眾的民主意識和素養不夠,難免會出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決不能因噎廢食,而要加強引導,不斷完善制度,依法行事,穩步前進。」這句有關發展民主制度話,就算放在香港,也十分開明。至於實踐方面,浙江近年情況又如何呢?筆者刻意蒐羅了一些正面事例,介紹給讀者,大家或可自行解讀其意義。

零五年三月,杭州市餘杭區一條村的村民以「自薦海選」方式,選出村官。「自薦」,就是不設提名門檻,符合資格的選民可毛遂自薦成為候選人參選;「海選」就是全民直選。內地一個村的人口,小的幾百,大的連流動人口亦只幾萬;選舉範圍雖然很小,但其意義不容忽略,因為這種方式的村選舉,全國當時是頭一次,開了一個頭,不少其他地方也跟上。(村、縣級海選,內地八十年代中便有,但一般海選是先選候選人,再進行差額選舉;自薦海選省略選候選人的一步,據說可減少各種勢力操控。)零六年八月四日《人民日報》報導,縣、市幹部陞遷考核,基層民眾一向沒有發言權,浙江首次在考核過程中加入黨內外基層民意代表填寫的調查問卷,填寫人數不少於一百五十人。問卷包括二十一個民生指標,參與者以自身感受評價幹部。

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法制日報》報導了浙江瑞安市白蓮村村民按省人大早前通過的《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罷免了村委會主任。村民按民主程序罷免村主任,此亦是全國第一次;此前,浙江已出現過罷免村委會委員、副主任的事例。

上述三事例中涉及的體制和法例依據,其直接民主成分很明顯,而且都超越了香港目前或可預見將來的民主程度。(和香港直接比較不一定有意思,但起碼可以讓香港人多想多問。)二千年,浙江溫嶺最先出現讓官民公開直接交流意見的大型群眾性活動,稱為「民主懇談」;數百人參與的大會上,村領導須回答村民有關財政賬目和其他村事問題。零五年,溫嶺此項活動已經相當制度化,並獲得中央黨校頒發「第二屆中國地方政府創新獎」,這方面的專集也出版了。(注)筆者認為,上述四個事例,都是有意義的基層民主實驗,和習近平零六年談及的,完全相關;至於效果有多好,則很難說,目前好像還未有嚴格實證研究。這四個正面、進步的事例後面,當然還有大量負面、落後、黑暗的例子。一些意見更認為,光搞基層民主不夠,更嚴重的管治問題在縣級以上。我們在香港,更可就此向習近平先提出一問:浙江的基層民主實驗,都是活力充沛的大膽嘗試,但為什麼中央對香港的政治工作,卻偏偏要「蕭規曹隨」呢?習先生能夠在浙江打開新局面,多方面為中國之先,為什麼負責香港工作時,卻安於因循守舊、無所作為呢?如此差異,香港人是大惑不解的。

註:《民主懇談》,作者慕毅飛,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