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07

安裕:勇敢的抉擇

星期五整整一個晚上,哪怕只能擠出那麼一點點時間,我都站在電視機前全神貫注重複又重複播放的消防員陳兆龍出殯新聞。有線電視記者訪問了兩位大叔,身穿白背心的那位嗚咽得連說什麼都聽不到,另一位哭紅眼睛裏流露出的是深深的敬佩, 「你說,還有誰會有這樣偉大的情操?」至今腦海裏縈繞不去的是新聞的最後一段,記者黃樂欣是這樣說的: 「孤身上路,親友都擔心兆龍會怕,但巿民都知道,陳兆龍是最勇敢的。」香港巿民對陳兆龍和蕭永方兩位英勇殉職消防員的感念,是二○○三年SARS 疫潮以後最深的一次。在高度計算的物質社會氛圍裏,我們早就忘了原來在這個講究策略重視數的城巿還有一種東西叫勇敢正直。兩位消防員給七百萬香港人上了一課:人畢竟是有思考的動物,在大是大非面前,人是會作出勇敢的抉擇。

中國近代史上的香港是一個勇敢的地方,一九二五年五月,上海工運領袖顧正紅被英國巡捕無理射殺,六月,香港工人冒被鎮壓殺戮的危險,發動歷時十六個月的省港澳大罷工,參與罷工工人最多時達二十五萬,是世界工運史上維時最長的罷工行動。然而,就在這個有光榮歷史的海港城市,近些年卻滿是魍魎妖霧之氣,不光是政治上處處向北望,連講一句真話也有人說三道四諸多阻撓,正直勇敢變成戇居楞子的同義詞。低氣壓下,各樣怪事層出不窮,最近在選舉前哨戰就有一個很好例子: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本來準備在投票當天進行票站調查,所得數據只供某些傳媒報道及分析之用,至於應否在投票結束前發布,這是傳媒機構的責任。可是,到後來事情卻走了樣,變成民意研究計劃被譴責不應提早把票站調查結果交給傳媒,說這樣做可能違反選舉條例。

不許百姓點燈

到底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做錯了什麼?票站調查不過是學術研究的資料蒐集,經過歸納分析才會有真正價值,且類似調查過去選舉也做過,眾所周知,親建制派一方也有雷同做法,最大的分別是港大的是供傳媒使用,建制派的是自己用來行兵遣將配票。既然過去相安無事,為何這次鬧出軒然大波,答案的關鍵詞是「為誰服務?」,有的人怕票站調查的數據一旦提早公布,或會有助泛民主派配票。說穿了,觸犯法例是假,觸及建制派的最痛是真,這些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下三濫路數愈來愈多,前幾天翻過一些報章雜誌,親建制派報刊整天價日捧同路人,對不同道者卻不由分說窮追猛打,那狠勁那數量保證令親民主派一方好好檢討。對於此,信誓旦旦說要依法辦事的幾位大人到底是了魔中了邪抑或急性近視偏光眼發作,很值得研究。

在密麻麻的字裏行間還有一項發現,就是尤其熱中批評候選人言行「沒有建設性」、「政綱冇料到」這類貌似公正的話語愈來愈多,有人更高舉選民權利這一大纛呼籲投給那些「不是一日到黑得個嘈字的實幹派候選人」。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鍾庭耀博士應該做一個統計,到底上屆當選的立法會議員,他們在競選時聲嘶力竭的政綱四年後落實了多少。別告訴我那些掛在馬路旁欄桿上的「第九百五十三次向您匯報:廁鹹水中斷三天後恢復供應」這些印度神油式自賣自誇也算是政績,我說的是涵蓋全港的普遍性政策。大抵,鍾博士再加他的建制派同行也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政綱實現機率,因為提出法案或建議對議員來說是零成本,通過要一個過程,落實也要另一個過程,到後來究竟有多少建言╱建議╱政綱╱提案獲得通過並執行,這是一個很有趣的質疑。在這方面,美國的情可以作為參考,美國國會議員五百三十五人,每年提出數以千計的動議或法案,能夠獲得通過的屈指可數,但是所有動議或議案最後都刊載在Congressional Journal。別以為美國人就做事公道,我有一年就親眼看到競逐連任的眾議員告訴台下一臉漠然的華埠選民,他去年總共提了多少議案,當然他沒有告訴大家,議案獲通過並成為法律的佔了多少。

競選政綱主觀上是不可食言,但也不應食古不化到必須實現所有競選承諾,這一高尖標準在現實世界裏是沒有誰會做得到,在台灣被視為個人品德近聖人的馬英九,前兩天不得不耷腦袋承認競選時的「六三三」政綱或許要等八年才會實現。

六三三者,是經濟年增長百分之六,失業率百分之三,人均收入三萬美元,馬英九在競選的日子上街奔走呼號時,應該沒有料想到一場次按風暴下來會把全球經濟翻了個底朝天, 「六三三」發財大計一場空。然而,台灣選民仍然視馬英九為他們的總統,這不是對馬英九的臉孔或他的哈佛學位盲目膜拜,而是人們對馬英九的道德人格信膺程度遠勝於對他的政治人格要求。

二選一德先於才

換一句話說,德才兼備固然佳,兩者取其一,德肯定優於才,馬英九是實例之一,一九七六年當選美國總統的卡特是實例之二——卡特上台時,美國舉國在水門案陰霾籠罩下無法走出生天,堂堂一國之尊的尼克遜總統隻手遮天運用總統特權革除調查水門案的檢察官,司法精神死無全屍;美國選民再三思量,最後決定追求精神上的滌靜而不是一頭鑽進與蘇聯爭逐霸主的春秋大夢。卡特四年任期倏忽而過,美國人心靈也恬靜了四年,經濟卻因石油危機帶來的滯脹愈趨乏力,卡特終於在尋求連任時敗在共和黨的列根手下。卡特離開白宮後沒有一沉不起退隱山林,相反是把精神都放在和平事業,他造訪朝鮮也關注環保,人們在卡特總統下台後才認識並擁護卡特前總統,他的品德遠較他的才幹更讓人欣賞。二○○二年,卡特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退任後最為人尊敬的總統。

香港的情亦應作如是觀,《基本法》說明特區是行政主導,立法機關在憲制的夾縫裏空間有限,這就更不用說在近兩院的直選╱功能組別下的無力感,如果說,我們若要選出一個可以在立法會裏幹出一番事業的候選人,對不起,縱使這人真的能幹無匹,他也無法打破各種人為藩籬。這樣的話,候選人的另一條件「德」更加重要,香港社會這十年間普遍患了佝僂症,是生理上缺鈣抑或是政治上缺鐵,明眼人一望而知。香港社會不是光吃鈣片便能治好,需要的是精神上的鈣片,要的是那些能夠在大是大非面前勇於講真話的人。

被蒙騙的一代也是可憐的一代我並不歧視那些仗北風狐假虎威的人,他們誠如文革之後內地流行的一句話:文革的一代,是被蒙騙的一代也是可憐的一代。打倒四人幫後,巴金先生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真話錄》裏,這位經歷了解放前的國民黨腐敗和解放後共產黨的獨裁的作家,到了耄耋之年終於明白——那些時候,那些年我就是在謊言中過日子,聽假話,說假話,——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那段日子的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成獸,無論誰拿鞭在我背上鞭打。

勇敢而不講假話的候選人,在早就西瓜開大邊的香港要找出他們,應該不會太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