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9-12

練乙錚:飛鳥將盡自由黨人何去何從

【信報-香島論叢】昨文談論立會選舉結果帶出的負面訊息,首先提及自由黨失利引發的商界「民主畏縮症」,今天續談該黨及商界要面對的一些選後政治餘波。

雖說自由黨「不等於」或「不能代表」整個商界,但該黨是次直選失敗、得票全線大幅下降,無疑反映商界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然十分低下;讓他們當經濟火車頭推動本地經濟發展也許很適合,但若要讓他們坐到審議政策法案、監督政府行為的位置上,市民有一萬個保留。推而廣之,二○一二年更換特首,由商界或接近商界的人出任,民意阻力將會很大。當年董建華雖然治港無方,但不失「好人」稱號,縱受若干「利益輸送」指控,其主觀出發點還是好的。可是,幾年之間,商界聲譽下降,大不如前,若再來一次「商家治港」,市民反彈,可謂必然。特首雖很大程度是欽點產物,非由民主程序產生,但北京在考慮人選之時,亦必須顧及「有效管治絕不能離開民意」此金科玉律。由是觀之,下屆特首人選當中,無論是大商賈背景的(如唐英年),還是與商界有千絲萬縷關係的(如梁振英),行情都因而看跌。

當然,自由黨選戰失利的原因,除了民意對商界趨向負面之外,還由於該黨在當權派中的地位不斷下降。究其原因,有好幾方面。首先,民建聯經過多年努力,成功改變形象,草根色彩淡化,勢力伸展及於商界(其副主席包括商界名人),侵入自由黨地盤,逐漸成為生意人中愛國者或趕浪頭輩首選。其次,「廿三條」一役,自由黨在關鍵時刻由田少帶頭倒戈,北京自然對這批成長於港英時代的商界翹楚或其後人的忠誠度多打一個大問號;這次自由黨在競選最後關頭告急,叫「天」不應,與「廿三條」悍將葉劉的風光,恰成強烈對比。北京不是不要爭取本地商界,但它寄厚望的,斷非喝港英奶水長大那一批,而是近年才開始冒升、與中國市場經濟一起成長的年輕天真一輩;這次選舉,只不過是北京在商界「換馬」的前奏。第三,內地改革開放之初,香港商界參與至為重要,但時至今日,中國大陸早已成為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首選,對香港商界的資金倚賴程度已大幅下降,況且香港資本的技術含量一般不高,地產資本則與內地「地頭蟲」有很大矛盾,故總的來說,港商在大陸官場裏,不再像以往風光;此飛鳥盡、良弓藏之故也。三個原因加在一起,自由黨在當權派中的地位下降,十分必然。

政制改革亦對自由黨不利。立法會產生方法改革的大方向是直選,就算當權派負嵎頑抗,死抱功能組別不放,也必須在各個界別之內大幅開放投票權,達至與全部直選差異不太大的一人兩票局面。在那種情況之下,自由黨能否保持其目前在功能組別中的七席,很成問題。筆者的看法是,既與直選無緣,又在功能組別失去優勢,由現時這批商界人士支撑的自由黨的命運,只能是泡沫化!

面對此形勢,自由黨人何去何從?自由黨屬當權派,此乃其經濟政策主張及成員個人利益使然。一個十分重商的政府,代表商界的政黨哪會不支持?今天講營商,哪個港商不要向北進?可是,離開金錢考慮,自由黨人的價值觀念,不見得就和根正苗紅的正統左派愛國政黨人士一致,故在泡沫化過程中,黨員向保皇與泛民兩翼分化,當不能免。在目前比例代表制之下,兩黨獨大的局面雖難以出現,但自由黨分化而使中間萎縮、兩大陣營差距拉開的趨勢,似乎不能避免。(這種兩極化不等於激進化;出現後者的原因,與上述分析無關,而與北京及特區政府的管治路線有關,詳見周二、三、四本欄文章。)不過,自由黨或商界中人對該黨競選失利乃至可能泡沫化,都不必太過介懷。在民主政體裏,商家從政,既有先天困難,一旦成功亦非好事。在美國,富商參選絕少成功者,從洛克菲勒家族到羅斯.佩勞到邁可.布隆博格(彭博通訊社創辦人)都欲「角力而後臣之」,結果都不成功;若然成功,亦容易引致政經權力過分集中,令社會失去平衡。商界參與政治,比較妥善的做法,是以其財力物力支持一些理念相近的非商界人士參選,以及出資成立各種配套的政治組織如政策研究機構等。站在優化社會人本資源利用的角度看,商家創富能力高,從政本領卻未必比別人強,親自參政,無疑錯配人才;商家的第二、三代參政,多少帶玩票成分,一遇挫折,容易意興闌珊退出政壇,過去投入的資源及培養出的政治經驗馬上作廢,此亦是一種浪費。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