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1

練乙錚:蓋保德的樂觀和鄧小平的魄力

【信報-香島論叢】昨天談到蓋保德(Albert Keidel)對中國經濟發展樂觀看法的兩點理由,其一為中國出口環節淨增值(value added)只佔GDP的百分之七,本身增幅雖高,但不可能是整體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龐大得多的本土經濟才是中國增長因素的一貫主要來源,故所謂結構扭曲問題並不存在,中國經濟將不受外來因素嚴重影響而能持續高速增長;其二為中國的污染、貪污等現象,和一些已發展或新興工業國家當年在同一發展水平之際相比,並不特別嚴重,不會構成高速增長的障礙。此兩點邏輯上言之成理,但蓋保德考慮的因素不夠全面,因而有修正的必要和餘地;今天筆者集中討論第一點。

以前,經濟學家只簡單看勞動力、資本投入與GDP的關係,知道開放型經濟會帶來較高增長,但未能確切解釋戰後不少對外資開放、採取出口擴大政策的國家,儘管外貿只佔GDP相當小的一部分,卻對整個經濟有強烈帶動作用,引致超高增長率。近年,經濟學家皮瑞斯葛特(Edward Prescott,零四年經濟學諾獎得主)在這方面做了重要工作,以生產力而不是生產要素投入量為着眼點,論證了開放政策和整體經濟高速增長之間的關係。(註)他用的資料集很龐大,包括了歐洲、拉美和亞洲多國自戰後至零五年的數據,發覺不同梯次、不同程度對外開放的國家經濟,都有很好表現;開放程度愈高,生產力提升愈快,整體增長速度亦愈高。反例是瑞士,因為不開放貿易,其生產力四十年來與歐洲共市國家相比,一直下降,六○年以 1.6 : 1 領先,零五年時則以 0.8 : 1 落後。同期間,亞洲各國因為陸續開放,相對美國的平均生產力卻從六○年的 0.08 : 1 上升至零五年的 0.18 : 1,雖然仍大幅落後,但比例上升了一倍有多。研究還指出,愈大的發展中國家採用開放政策,得益亦愈大,因為規模經濟讓外資的技術優勢在大範圍中發揮得更好;這點對中國而言,有特別意義。這個研究有三點重要啟示:(一)近年中國等地的經濟超高速增長完全可以解釋,並不是什麼神秘的「奇迹」,而增長的最大原動力就是開放;(二)開放的增長影響是全面的,不局限於一般只佔GDP很小部分的出口環節(這點顯示蓋保德的傳統觀點過分狹窄);(三)反之,如果外貿受外來因素打擊而不景氣持續,則負面影響不止於出口環節而必擴及整個經濟,本土環節亦不能倖免。對中國而言,此最後一點將於今、明年得到驗證;筆者不是「末日博士」,但看法不如蓋保德樂觀。

值得留意的是,這個研究並沒有專注發展中國家的管治體制,即無論國家是民主的還是極權的,只要沒有長期戰亂,選擇了開放政策,生產力和經濟增長都會有優良表現。這從側面顯示了自由經濟、自由貿易的強大生命力;遇上管治質素不高甚或「阻住地球轉」的政府,資本主義還是有辦法發揮力量。(當年毛澤東領導中共,亦割不掉「資本主義尾巴」!)佛利民論日本經濟起飛過程中的政府角色,認為高速增長不是 "because of"日本政府那隻有形之手而是 "in spite of" 。由於有上述研究結果,我們可用類似眼光看待中國。不少人把近年中國經濟超高速增長歸功於中共管治,筆者認為那是言過其實。中共近三十年管治缺點甚多,頂多只能說是好壞參半,最正確之處是選擇了經濟對外開放這一條,有這一條,一好頂百醜,那怕教育投資比率還低於一些非洲國家,那怕黨政官員貪污腐敗和其他不少發展中國家不相上下,都阻擋不了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高速發展!

由此,我們或可更清楚看到鄧小平的貢獻:那就是在極困難的政治意識形態籠罩之下,他思想不僵化,看到日本的成功例子,更看到台灣、南韓、香港、新加坡(亞洲四小龍)的更典型例子,不恥下問,選擇了開放政策,大膽「照搬」。論政治創造性,他不及毛澤東;論發展經濟的先見,他不及一些內地五、六十年代經濟學家如顧准,亦不及台灣的蔣經國及其手下一班經濟能臣特別是李國鼎、孫運璿、俞國華(大陸一九七八年走的路,台灣早走了二十年);若論推動政策的勇氣、魄力和一貫性,則其他人瞠乎其後。

註:見 E. McGratten & E. Prescott, "Openness, Technology Capital, and Develop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Research Report #396, July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