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3-12

練乙錚:從內地出口銳減談到體制改革

【信報-香島論叢】中國海關總署昨日公布的出口數據顯示,二月份同比下降百分之二十五點七,跌幅比一月份擴大八點二個百分點;出口總值為六百四十九億美元,與去年十月份歷史高峰一千一百八十億美元相比,總共下挫百分之四十五。內地出口增幅放緩始自去年年中,總值則自十一月開始下跌,至今連續跌了四個月,往後幾個月也不容樂觀,因為歐美實體經濟還在下滑。不過,儘管這些數字十分驚人,對城鎮就業率造成嚴重打擊,亦在所難免,但對中國全年GDP的影響卻不會很大,因為中國出口總值雖等於GDP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因為工資低,實際增值則只佔出口總值的二成五左右,故出口環節對GDP的貢獻,事實上還不到一成,比重不算高;要「保八」,還可倚賴其他兩個關鍵,即內需和實體投資。後者的最新數據比預期中好,今年頭兩個月的城鎮固定投資增幅同比增長百分之二十六點五,其中尤以鐵路運輸投資同比增加兩倍最為可觀,可見政府行政力量之強大。投資增幅突然飆升,投資質量當然難以保證,亦無助於解決結構失衡問題,但如今重要的是挽救增長率,其他暫時不理。

內需方面的情況改善如何,還沒有最新數據顯示,我們只知道有一系列消費補貼政策,如「家電下鄉」、「摩托車下鄉」等,而且做法逐漸有所改善;帶頭下鄉的家電,只有若干投標成功的名牌才有國家補貼(又是國企打敗民企,大企打敗中、小企),但最近摩托車下鄉,招標制取消了,或可讓更多牌子獲政府補貼下鄉競爭,有利刺激消費量。然而,總的來說,國家補貼消費刺激內需的能力和意願有限,不能寄以厚望。整個內需環節不易活化,因為有複雜的結構性原因;上周五《華郵》刊載了世銀首席經濟師林毅夫和行長佐力克(R. B. Zoellick)為展望即將召開的G—20峰會而寫的一篇文章,題為「復甦要靠G—2」(下稱L&Z),相當尖銳地提到中國的結構性問題。(註1)林毅夫出任世銀一職之前,是北大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觀點一向相當「官方」,但近兩年較有新意,這篇《華郵》文章,內地有一網頁介紹之時,用的標題是「林毅夫報告揭密中國經濟:老百姓補貼大公司」,「揭密」二字,雖略嫌誇張,亦非信口雌黃,故筆者就有關部分作一簡介:

L&Z認為,要解決世界性經濟衰退,G—20當中的G—2是關鍵,所謂G—2,就是中國和美國。世界性收支不平衡,主要因此二國而起;美國的問題是泡沫經濟之下的消費過度,而中國面對的,則是結構性消費不足。中國的社會儲蓄率約為GDP一半,遠高於其他發達或發展中國家,但實際作為潛在購買力的家庭儲蓄率,只佔GDP的百分之二十,等同印度;大部分的社會儲蓄,是企業利潤留成,而當中又以大企業、國營企業留成佔絕大部分。養活八成勞動人口的中小企業利潤率很低,無此優勢,而這些中小企業卻難以從銀行系統取得發展資金,結果增長緩慢,技術水平低,工資也跟着低。國營銀行系統由「四大」主宰,基本上只借錢給大企業。此點由世銀要員提出,值得大家留意。

銀行系統的利率結構也大有問題。「四大」給予中國大企業的貸款,利率平均比一般發展中國家要低四個百分點。如此低息貸款的一個後果,就是令大企業過分提高機械使用率,令勞力密集率偏低,不利促進高質就業。銀行給大企業貸款利息雖然偏低,給家庭存款的利率更低,存貸息差約在三個百分點左右,是一般外國息差的三倍,故銀行毛利極高。(註2) 如此,一般勞動者既為低入息付出勞動力,復以低利率存款養肥銀行業和大企業,受雙重剝削,何可寄望他們忽然成為帶動內需、刺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

L&Z認為,要解決中美之間的收支不平衡,改動滙率不是首要關鍵,重要的是美國要學會量入為出,中國則要通過改善收入分配,解決私人消費過低的問題;為達致較公平的收入分配,中國必須進行體制和市場結構改革,包括打破重要行業中的壟斷或寡頭壟斷局面。

L&Z提出改革,談何容易。在美國,改變一下入息稅率結構,特別是把最高邊際入息稅率從百分之三十五增至百分之三十九,也要換一個總統一個國會多數黨才行;在香港,一部公平競爭法爭持近二十年而未決。箇中原因,其實很簡單:重大的經濟利益再分配,從來都是政治乃至政體、政權問題。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三十年至今,已出現嚴重樽頸,有些方面甚至走了回頭路(例如中、小民企曾經有過興旺日子,但如今風光不再),若不作適度的政治體制改革,無法再上層樓。

短期而言,筆者不看好內需能大幅增加;任何這方面的改善,都只能是暫時補貼的結果,作用有限。剩下的唯一經濟增長火車頭,還是國家及大企業主導的實體投資。如此,結構性投資過剩以及背後的財富分配問題,非但得不到改善,還會因為要應付目前的增長危機而變得更嚴重。

註:1. "Recovery Rides on The G-2" by Lin & Zoellick, Washington Post, Mar 6; 2.這些利息數據,見諸林毅夫另外一篇文章〈收入差距擴大主要癥結在於改革不到位〉,二○○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