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05

練乙錚:論政治和解的易與難

【信報-香島論叢】黑壓壓的人頭,因為人多,還因為年輕人更多;點點燭光,照着眼角的淚光,也照着香港人心中的希望。觀此但知:是非曲直、天道人心,都沒有變。年年如是,捱酷熱抵雷雨,不為名不為利,只望掌權者給一個說法、還一句公道,走出和解第一步。沒有和解,怎麼和諧?

台灣海峽在和解。民進黨也釋出善意,高雄市長陳菊訪問大陸;前副總統呂秀蓮公開說:「不能再把中國當六四共產黨」,一半是實話一半是期許。總統馬英九也放軟身段,評六四,今年和風細雨。

南北美在和解。美洲國家組織三十四國連美國在內,前日同意容許恢復古巴的會席;美國和古巴初步解凍,美國放寬國民滙款到古巴,並取消前往旅遊和探親的大部分限制。

西方和回教世界也在和解。奧巴馬四月訪土耳其、伊拉克,營造和詳氣氛,昨天更在埃及開羅大學演說,題為「新的開始」,主動向全球所有回教國家和十五億穆斯林示好,並且提出就七大議題與穆斯林世界對話,包括極端主義和戰爭衝突、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的矛盾、中東核武化、美國對民主的支持、宗教自由、婦女地位平等,以及回教地區經濟發展和美國的角色。奧巴馬講話之後,世界各地穆斯林的即時反應十分正面積極。

此三大和解牽涉廣泛地域,論人口更關係世界的一半以上;若論所涉問題複雜性,更是非同小可,本本陳年舊賬,件件積重難返。但是,人的因素第一,這些問題能夠顯露和解端倪,除了有各種客觀條件聚合之外,關鍵還是因為出了兩個有中道傾向、有和解信念的領導人,那就是馬英九和奧巴馬。

乍看很奇怪,台灣和美國,在最近一次領導人更替之前,掌權者都是觀念偏激、行為極端之輩,一個是陳水扁,一個是小布殊,都引至天怒人怨;若按「物極必反」的常理推測,此兩人下台,理應由相反極端的人士繼任才對,就好像股市熊牛交替、社會主義經濟完蛋由極端放任自由經濟取代一樣,但為何並不如此?筆者認為是民主選舉制度使然。道理很簡單,試想像政治頻譜上的左右極端和兩個政黨的政治定位。若一貫右傾的甲黨當政者選擇了右面極端位置施政,則在下輪選舉中,乙黨的最佳位置不是在左邊的極端,而是靠近中間甚或中間偏右,才可取得政治頻譜上的最多支持者。(乙黨具體選在哪裏,繫於甲黨當政者或甲黨新候選人把自己放在乙黨候選人和現任甲黨當政者的位置之間的哪一點;甲黨候選人不會跑到頻譜的左方去,因為原則上甲黨候選人和甲黨現任領導人是同黨,二者不會隔太遠。)台灣和美國的政制更替機制,基本上都是兩黨制民主選舉,用上述模型解釋其結果剛好貼切。由此可見,民主體制有天然的調節功能,一旦由於偶然因素,極端統治者當選上台倒行逆施脫離大多數民眾,此體制本身也有自我調節功能,讓政治回歸中道,不致發生紅色恐怖由白色恐怖接替的極端鐘擺現象。民主選舉的結果,去年台灣和美國都改由政治性格屬於中道的人物上台執政,故能在大問題上與本來敵對勢力周旋,捕捉和解契機。

在非民主甚或極權政體裏,不是說比較中道的領導人不能出現,而是較難出現,因為體制裏沒有天然的力量使然,中道與否很靠運氣;而且,在極權體制裏,權力往往是私相授受(如六四之後鄧小平既欽定江澤民,又隔代欽定胡錦濤),授受之間,當權者當然會選擇與自己政治取態相若的繼任人,以保證自己那套管治哲學和方針不會在自己離任後消失,故在極權主義體制裏,政治路線連續性一般比較強,轉向不易,創新不易。

在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平反問題上,由於一方是強勢極權統治者,較難回歸中道,而另一方則是弱勢烏合之眾,冤有頭債無主,只有道義力量沒有政權或政黨力量,故雙方強弱懸殊,和解遂更難實現,只能寄望強勢極權一方「與時俱進」,或者那麼巧爆出一個生性比較中道的領導人物。

奧巴馬的開羅演辭有幾句很有見地:「開戰比媾和容易,指摘別人比反求諸己容易,從對方身上找不同點比找共同點容易。」這些或都是人性使然。只憑人性,沒有良好體制的助力,更有不良體制的阻力,對話與和解的出現,於是難上加難。無權者因此要加倍耐性、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