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6-10

練乙錚:貪污黨壟斷 腐化官帶頭

【信報-香島論叢】湖南湘潭,這個革命勝地、「紅太陽」升起的地方,前幾天出了一個特大貪污疑犯——深圳市市長許宗衡。據報,消息於周末傳出後,許從湖南老家帶來的「湘軍」、即他那些廣泛安插在深圳市各黨政商單位裏的哥兒們,現在首當其衝人人自危;在省級單位裏與許關係密切者,但然也不會好過。今年是中共的政治本命年,中央要抓一批特大貪污犯,幹部由上而下都得積極響應,沒想到抓到自己頭上來了。湘潭,在解放前國民黨貪官污吏多如牛毛的年代裏,出過像毛澤東、彭德懷;陳賡等頂天立地的人物;有「清廉先生」稱號的馬英九總統,祖籍也是湘澤。但偏偏是許宗衡這位紅旗下出生、長大,一生受馬列主義道德教育浸淫熏陶、滿口黨紀國法的湘潭人,揭穿了竟是個貪腐分子。(註)

再看清楚許宗衡的簡歷,果如筆者所料,他不折不扣也是個現今(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事實一再告訴我們,縱非所有人大代表都是特大貪官,但揭出來的所有特大貪官,幾乎毫無例外都是人大代表。此處「代表」二字很有意思。在香港罔稱「代表」,問題可大可小;曾蔭權錯言自己在六四事上代表港人,馬上成為眾矢之的。在中國大陸,「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的「代表」,主要由非民選產生的高官、高幹出任,卻可侈言代表人民。「許人大」這次代表人民貪腐,未聞廣東民眾因此反感,難怪《人民日報》出版社本月初發行題為「六個為什麼——對幾個重大問題的回答」的文集,當中第四個為什麼就是「為什麼要堅持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能搞三權分立」。其實不必看文集裏的解說文章,只需看看「許人大」的行徑和廣東省被他代表的民眾的毫無反應,便知此制度對黨而言是如何優於西方的三權分立。明乎此,香港各界名流中對人大趨之若鶩而成功廁身於此制度中的人,亦可安心當好港人的「代表」也。

許案發生後,筆者瀏覽內地新聞網站討論區,讀到一則黑色幽默:「揭出一個貪官哪是新聞?揭出一個不是貪官才是新聞!」幽默歸幽默,中共這個當年以反對國民黨貪污起家的革命政黨如今墮落如此,既令人心痛,亦迫人深思。去年一月二十六日,筆者在本欄文章〈為什麼國內很少貪腐單幹戶〉中指出,黨在改革開放之後,不再只是一部管治機器,還變成一個「立體交叉利益關係網絡」;大陸高幹貪污,牽連的往往是這個關係網絡裏上下左右、橫向縱向的一大批黨棍同犯,有時十幾個,有時幾十個,○五年有一宗還達到二百六十多個(黑龍江綏化市黨委書記馬德「賣官案」)。這次深圳許宗衡案,按前述與許有交往的大批官員幹部那種惶恐心理看,一再清楚顯示黨已經成為貪腐集團賴以大發橫財的就手工具。層出不窮重覆發生的,已經不是新聞,而是規律。

黨壟斷所有社會權力,無外力制約的權力滋生貪腐,故中國的貪腐市場由黨壟斷。有人從傳統經濟理論看,認為此乃好事。理由是,一般而言,市場壟斷的結果,是提高價格、壓抑供應量;因此,如果市場生產的是好東西,壟斷便對社會不利,但如果一個市場供應的是壞東西(如毒品),則壟斷對社會是好的,因為壞東西的供應被帶反效益的壟斷力量(如黑手黨)壓縮了;貪污是壞東西,故貪污的產出,最好由壟斷市場達成,共產黨壟斷貪污,因此是好事。這雖是邏輯正確的經濟推理,但又明顯是歪理,原因有二。其一,黨除了是「立體交叉利益關係網絡」之外,還是管治機器;經濟貪污直接影響政治、污染政治,這是大惡,萬萬不可。其二,壟斷反效益與壟斷組織大小成線性正比關係,但網絡經濟學指出,網絡效益與網絡大小成指數關係;共產黨愈來愈大,人數近年急增(見去年一月三日、八日拙文),故黨壟斷貪污對社會貪污總量的壓抑作用,敵不過它愈來愈高效提供貪污機會的網絡特性。

黨作為提供貪污利益的網絡,其效益愈來愈高;此正是中共黨員貪污前「腐」後繼、愈打愈烈而無法扭轉形勢的重要客觀原因之一。雖然,嚴打貪污也靠黨,即也靠用同一網絡,但嚴打對執行者沒有私人利益可言,故網絡效益難以體現在嚴打活動上,嚴打不敵貪官,因此是必然結局。一個許宗衡倒下了,還有千百個許宗衡站起來,其理在此。

註:不是所有深圳的貪官頭頭都是湘潭人;例如○七年揭出的深圳市教育局副局長黃勵軍、南山區檢察院院長王澤民,○八年揭出的市委副書記兼市長于幼軍、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裴洪泉,都不是湘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