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7-30

沈旭暉:如何合理定義恐怖主義

西方恐怖主義研究權威舒密特認為中國把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定為恐怖主義是以偏概全。

作為當代恐怖主義研究權威、期刊《恐怖主義與政治暴力》主編,舒密特教授(Alex P. Schmid) 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被廣泛應用於教科書和各國政府指引,值得研究。原籍荷蘭的舒密特有歐洲多國混血血統,除了是相關領域的領頭學者,也曾於一九九九至二零零五年擔任位於維也納的聯合國反恐部門主管。

談起中國反恐,舒密特坦言他作為外人難以評價﹕「終究中國仍是一個封閉社會、一黨制國家,有大量審查制度。」中國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和分離主義視為「三股邪惡力量」,但舒密特認為它們是三件完全不同的事。以分離主義為例,他認為這不過是西方所稱的民族自決原則,「在一九四五年,世上有五十四個國家,今天則有一百九十三個,難道一切分離主義都是恐怖主義或極端主義的後果?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他承認有些分離主義結合游擊戰、恐怖主義、武裝衝突和政治行動進行,但反對以偏概全。

至於中國定義的另一股勢力極端主義,國內一般指宗教極端主義,舒密特則認為它只是相對於「主流」和「正常」的定義。「在西方民主國家,極端主義指那些視暴力為可接受方法,來推動政治和社會變革的非民主組織、政黨和運動」。根據上述定義,他認為「毛澤東思想,特別是在大躍進時期和文革期間,就是一種極端形式的統治」,也就是更符合對極端主義的定義。

那麼,在他而言,什麼才是恐怖主義的合理定義﹖「恐怖主義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政治暴力,把它放在戰爭的背景下,其實就是蓄意攻擊平民、劫持人質一類戰爭罪行。」因此,他建議聯合國把恐怖主義在和平時期列為戰爭罪行,「印度最高法院已經在二零零四年的Singh v. Bihar案例,裁定接受這一定義﹔如果所有國家都同意,我們已經解決了國際法界定恐怖主義的爭議,因為戰爭罪在國際法是沒有爭議的」。在他眼中,中國有自己的反恐定義並不可取﹕「不幸的是,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定義,以符合其確切的威脅和需求,導致聯合國今天的僵局,結果是造成雙重標準。」他本人試圖在學術界建立相關共識,根據他的最新著作,恐怖主義「一方面以製造恐懼及強制使用暴力為有效改革的信條,另一方面透過精心設計、對外宣示的直接暴力,無視道德及法理常規,以達到向不同受眾及敵對組織傳達的宣傳及心理效果」。

說到具體問題,他認為中國的一些恐怖主義威脅起初可能是人為建構出來,最終卻變成事實。以新疆的東突為例,他認為情況就如車臣分離主義分子在俄羅斯﹕「中國在某程度上誇大了蓋達(基地組織)和東突的關聯。」他承認,美國在關塔那摩基地審問了一些維吾爾人,記錄了東突和蓋達之間的聯繫,「我相信這些聯繫的存在是合理的,特別是在九一一之前,有許多維吾爾人與塔利班或蓋達在阿富汗戰爭中聯手。但到底東突主席艾山‧買合蘇木 (Hasan Mahsum)有沒有與蓋達聯繫,我不清楚」。

中國政府在二零零二年發表了一份關於買合蘇木與拉登在一九九九年的會面文件,「在政治上看,這是方便中國把維吾爾分離主義等同伊斯蘭聖戰原教旨主義」。舒密特使用了「殖民管治」一詞形容新疆﹕「這就像西藏,在失去了相對自主權後,他們的區域被數以百萬計的漢人殖民統治。這是好事,還是壞事?如果是一件好事,這對誰好,中國政府、當地居民或是兩者?」基於他對新疆的上述認知,「一些暴力性的東突伊斯蘭運動,尤其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確是恐怖分子,但其他則僅僅是犯罪,還有一些是出於政治動機的暴力行為」。

這些種類之間如何分辨 ﹖他的答案帶點無奈﹕「歸根究底,誰有權力給予定義﹖通常只有國家。」他以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的曼德拉為例,他也曾被南非白人、英國、美國政府稱為恐怖分子,然而非國大進行了廣泛的行動,由和平示威、游擊戰爭到恐怖主義都有。「非國大行為當中,也許只有少於百分之五的暴力是恐怖主義,例如通過不分青紅皂白地襲擊平民來警告第三方,可以肯定暴行不比白人的種族隔離政府少。那我們應在什麼時候把它稱為恐怖主義?當暴行佔百分之五就歸類,還是要突破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五十?」他再次借用上述定義,希望可以一勞永逸地解答非國大、東突等是否恐怖主義組織的無休止爭議。

無可否認,舒密特有其鮮明政治立場,但他的恐怖主義定義已被西方學界認為是權威。北京希望反恐政策與舒密特的世界接軌,還是繼續堅持上海合作組織對反恐的共識,無疑是日後領導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