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9-21

練乙錚:談談唐司長說的包容

【信報-香島論叢】上周五,唐英年和梁振英都在公開場合暢談自己的領導心得。太陽之下無新事,聽這個題目的講話,大家難以期望得着新意,不若留意講者如何立論和強調什麼忽略什麼,從而窺見講者的一些並不完全自知的特點。筆者近日寫關於梁先生的文字不少,暫不想多費筆墨,故今天主要談唐司長的領導觀。

唐司長海闊天空引古議今,把講題定作「領導——包容的藝術」,故我們應該看看他這位當今領導、大眾廣泛以為的「準特首參選人」,認為最應包容的是什麼。

西方社會的包容觀念首見於啟蒙時代,伏爾泰講包容,主要講宗教,宗教當時就是政治,而且常常是最大的政治;他不單只認為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之間要彼此包容,不同宗教包括基督教、回教和佛教之間,也應絕對包容。(註) 在中國,中山先生自十九世紀末葉起,講的包容指中華民族中的五族共和;文革之後,中共最着力強調的,是不同經濟階級之間的包容。顯然,任何社會在任一歷史階段,都有獨特的重大內部矛盾要化解要包容,領導人首先要確認這些矛盾,然後提出具體辦法去化解去包容。可是,唐司長第一要包容什麼呢?要包容「叻人」(能者)。而且特別指自己領導的團隊裏的「叻人」。他開宗明義說:「精明的領導會有胸襟,身邊能夠容納『叻』人,甚至是比他更『叻』的人。」唐司長認為這種包容最重要。誠然,「忌才」也許是唐司長個人在現時特區最高管治團隊中親身感受最深刻的問題;三五知己茶餘飯後品紅之際談談這個,未嘗不可解悶開懷,但作為全城矚目的一次重要政治講話,視此為領導人「包容」的第一要義,香港人很難同意,格局也着實太小。

對社會上不同意見和利益立場的包容,也不是唐司長認為的第二重要點。他說:「很多人重視團隊對外時是否唱和諧之歌,但我覺得團隊更大的價值是在內部發出雜音。」考慮範圍依然是團隊內部,至於團隊如何看待社會包容,唐司長認為不重要;團隊唱唱「和諧的歌」,大概也足夠。這種輕視,無論如何也叫人感到意外。唐司長接着說的「百花齊放」,亦僅指團隊內部那些有助領導「不會痲痺、不會睡覺」的「雜音」;這種團隊之內的百花齊放,比毛澤東當初講的那種也大大不如。

不是第二,那麼,第三是什麼呢?是領袖對團隊中「犯錯的人」的包容和寬恕。這裏,唐司長只作泛泛之談,無可評之處;值得指出的,反而是他沒有談的。在司長的意識中,犯錯的,永遠不會是最高領導人,而是其他人;對付方法,有原諒,有處罰和懲戒。但是,從特區政府成立以來,管治方面的重大失誤和缺勤,從行政到司法到立法,泰半來自最高領導人。市民對管治團隊中的其他人犯錯應如何處理,從來都有清晰看法,就是未知將來的領導人會怎樣對待自己的缺失:是幾年之後輕描淡寫說某某政策早已沒有推行了,還是聰明絕頂早着先機,乾脆什麼要事也不做,便什麼也「不會錯」?

然而,唐司長終於在講「包容的限度」時,講了「應否包容對手甚至敵人」。(求神拜佛,這裏不是講團隊如現時行政會議內部的問題,而是講對「自己人」之外的社會包容。)這裏,正面講法的上限是「釋出善意」、「讓對手有下台階」、「不要去太盡」、「堅持原則之餘作一些妥協」。香港在《基本法》之下,法律要求行政長官不屬任何黨派,自是不應代表任何特殊派別利益,故行政長官領導的政府,應是一個全民政府,其施政必須包容社會各方觀點和利益,何來什麼「對手」和「敵人」?但是,在唐司長的意識之中,團隊之外便幾乎盡是「對手」和「敵人」,根本沒有市民大眾;然而,正正是市民大眾中間的各種不同意見和利益,最需最高領導人主動包容、拼湊、整合。

也不能說在唐司長的意識中,就只有最高領導及其團隊在一邊,「對手」和「敵人」在另一邊。在演說中,唐司長兩次繪形繪聲說及另一種人:「好事之徒」——「世界上總會有個別喜歡加油加醋、添煩添亂的好事之徒」,把廚師即最高領導搞得很「大鑊」以致要「孭鑊」。對這種人,聽唐司長的語氣,他大概懶得講什麼包容。

如此,唐司長能「包容」的,其實不多。

筆者欣賞唐司長什麼呢?他有勇氣在中文大學一眾學者和思想活躍甚或有點激烈的大學生面前講他的「包容」。那邊廂,以奧巴馬推動改革的政治勇氣自勵自比的梁振英,選的講話場合卻是對當權派安全系數高得不能再高的電視訪談節目《周梁有請》。梁先生在自己的網誌中說:「我認識Selina超過二十多年,在行政會議亦共事多年,今次上她的節目接受訪問,感覺特別輕鬆,像老友閒話家常。」當然,當然,周梁淑怡只會「餵」他好球讓他上,給他機會讓他一再表白他以前表白不了的事,而絕不會拋半道難題讓老友窘。故論勇氣,這一回合還是唐司長勝一籌。

註:見 Voltaire的〈A Treatise on Toler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