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0-13

練乙錚:偏見不利早放 遲來還是春天

【信報-香島論叢】今天談高錕諾獎「遲到」。坊間一個解釋是諾獎委員會歧視華人。支持這個看法的證據不能說沒有,但不充分。九位華人諾獎科學家當中,以九七年得物理獎的朱棣文(現奧巴馬的能源部長)「等」得最久,得獎的「激光降溫」研究是他初出道時所做,他於是等了幾乎二十年。不過,和他一起獲獎的另外二位非華籍科學家,研究同一題目;總不能說因為朱是華人,這兩位也一併獲不公對待。其次,崔琦於八二年發現「分數量子霍爾效應」,九八年才得獎,也待了十六年;和他一起得獎的學者,同樣是研究同一課題。事實上,李遠哲、錢永健(分別等了十三年和八年),合作和得獎情況也和朱、崔差不多——等是等久了,但難說是因為歧視華人。相反證據也有,而且強得多。丁肇中七四年發現J粒子,七六年即得獎。李政道、楊震寧五六年提出「弱交互作用的宇稱不守衡」理論,五七年便獲獎。

諾獎對待有色人種不薄。一九二二年,印度加爾各塔大學的 C.V. Raman 提出「光子可非彈性散射說」,二六年更親自在實驗中證實此現象存在,二八年即獲獎。一九三五年,日本京都大學的湯川秀樹(Hideki Yukawa)提出「介子理論」,但他不那麼幸運,等了十四年,因為證明介子存在的實驗,四七年才做成功,不過湯川很快在四九年即獲獎。(相比,李、楊十分幸運,因為證明宇稱不守衡的實驗,在他們提出理論之後那年便做出來了。)

有些獲獎科學家等的真正久,原因是課題本身困難,學界難有定論,例子之一是有關中微子(neutrino)的研究。中微子存在說,於三○年由Pauli提出,實驗證明則由 Cowan及Reines 於五六年做出,但 Reines 於九五年才得獎,等了三十九年,那時 Pauli 和 Cowan 都已作古。(Pauli 是「天王級」,四五年由愛恩斯坦推薦得獎,但那是表揚他在其他方面的重要貢獻。)其後,研究「中微子味轉換」的Raymond Davis Jr,於六二年開始做實驗,七五年基本上成功,但為了滿足物理學界的各種嚴格要求,實驗一直做到九十年代後期才完結,Davis 於○二年得獎,也等了二十多年;和高錕一樣,他得獎那年剛患上阿爾茲海默症。

高錕的主要工作於六六年做出,高質光纖七○年面世,七七年首次商業應用;互聯網於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高速發展(dotcom 熱是二千年的事,亦未能證明經濟效益),故從清楚知道高錕的研究價值龐大至他得獎,之間不超過十五年,不能說不久,也不能算太久。當然,從個人遭遇看,高錕和同病的 Raymond Davis Jr 一樣,都是等了太久太久。

以種族歧視解釋高錕的諾獎遲來,還不如以「應用歧視」那麼有說服力。西方科學有其自身偏見,首重理論,其次實證;實證是為了確立正確理論,是為理論服務的。應用研究排第三位;應用本身則不入流。如此賦理論予崇高地位,背後有一大套西方自己的哲學、價值甚或宗教理由,超出本文討論範圍,但諾獎委員會有此偏見,卻不容否認。一九二一年,愛恩斯坦獲獎,委員會給的理由第一句便是:「為的是他對理論物理作的服務(for his services to Theoretical Physics)」。這裏不僅要注意「理論物理」的英文首字母大寫,還要分辨主次——理論物理是主人,愛因斯坦不過是一名忠僕。然而這就是諾獎委員會給物理學家的最高榮譽。這句理由,百年來只用過一次,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起碼至今還沒有。

諾獎委員會有此偏見,非毫無道理。經實驗證明的基礎理論有無限生命力,那怕是「錯了的」牛頓力學,也肯定能與天地終古,但應用的東西卻會過時。舉個例說,一九一二年,瑞典工業發明家 N.G. Dalén 因發明浮標照明用的省能自動控制裝置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該裝置不僅節能,還可在海面光線不足之時自動點火照亮浮標或發出明滅訊號,保障船隻和人命安全;這項發明,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無疑有很大經濟和人道價值,但百年後的今天,早已無用武之地。高錕年代研製的光纖,倚賴所謂的「內部全反射」技術(見昨文),背後是光折射原理;經過四十年來幾代科學家的努力,光纖推陳出新,但基本上還是同樣東西,經濟價值卻有增無已,很久也不會過時。然而,自八四年起,一種倚賴完全不同物理學原理設計出來的光晶纖(photonic-crystal fibre)已經進入市場,起到一些普通光纖不能起的作用,長遠或有起而代之的潛力。應用研究成果之可取代,無疑是諾獎委員會須考慮的事情之一。

高錕獲獎等得久,筆者認為恐怕還有第三個原因,那就是他在大學教學的時間短,沒教出大批高足替他開枝散葉發揚光大。在科技知識前沿,老師的成就,很大程度靠徒子徒孫努力。學壇如戰場,正確的、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始終會脫穎而出,但如果沒有弟子傳人在前面衝鋒拼搏,縱有出頭之日,也會多少延遲。高錕在中大,七 ○至七四年花很多心力籌建學系和研究中心,都是行政工作;八七至九六年當中大校長,更無機會以絕學授徒。他回到美國的那些年裏,都在商業機構辦事,只有時在耶魯大學兼職當院士,亦無入室弟子。做應用研究的發明家,大體如此。

榮譽遲到固然不好,卻反映一種難處,難能更見可貴。況且,在光纖通訊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的今天獲獎,比在九十年代初或更早得到,獎牌的象徵意義更深入人心,那是毫無疑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