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22

沈旭暉:柏林牆倒20年右翼思潮今如何

【南風窗】柏林圍牆倒下時,當時世人不少以為左翼思想已終結,此後右翼保守主義將成為普世信仰。諷刺的是,到了圍牆倒下20週年的今天,經過新保守主義的多年進逼和金融海嘯的衝擊,象徵冷戰勝利的保守思潮卻開始退減,原因之一是新保守主義者在冷戰結束後,再也不能滿足一般人對同情心或公義的需求。近日德語作家赫塔·米勒爆冷得諾貝爾文學獎,固然是介紹了羅馬尼亞齊奧塞斯庫時代的壓逼,但也反映世人重新對冷戰情結感興趣,變相讓新世代讀者有機會重溫冷戰世代的左翼理論。要瞭解上述思潮演化,我們應由著名的「歷史終結論」談起。

「政治的終結」還是「歷史的終結」

1992年,美籍日裔跨學科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發表轟動一時、但現已變得老掉牙的「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論」,自稱通過黑格爾辯證法的研究框架,演繹整個人類歷史為「優越性」(Megalothymia)和「服從性」(Isothymia)互為表裡的辯證。他斷言後冷戰時代的歷史,已邁入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絕對年代,「絕對真理」已經獲得,是為歷史二元辯證的終結。

理論發表後,一般人只關注「歷史終結」的部分,忽略了同樣富創意的「最後一人論」。根據福山的人類演化觀,當人類進化到「歷史終結」階段,人人絕對平等,人的基因就沒有了追求優越的成分,只有服從的奴性,是為他所謂「不再求超越的奴隸」。基於這個理論,福山不鼓勵任何福利、保障性質的左翼政策的落實,認為它們都是冷戰的過時產品,反而建議在各個範疇保留、加強競爭體制,就算是嬰兒爬行也要有爭取錦標的運動家精神,以杜絕出現他所謂的「最後一人」。

學界對福山理論劣評如潮,不過市場對這個融合歷史、哲學、生物學、文學的大雜燴理論感到新奇。後來福山加入新保守主義智庫「美國新世紀計劃」,成為布什遠房幕僚之一。 「最後一人論」,也就成為新保守主義又一理論。

有見及此,美國左翼學者博格斯(Carl Boggs)為了回應冷戰結束,也針鋒相對地出版了《政治的終結》(The End of Politics)一書。他形容大企業的擴張和經濟全球化,已經令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公眾領域「非政治化」,也就是讓一般公民和政黨的參與變得可有可無,令建基於社會互信的社會資本大為下降,政客都是為同一利益服務,真正值得關心的人卻無人理會;自由主義傳統已經崩潰,新保守主義已經不宣而勝,結果社會沒有了左翼理想的制衡,就越來越不公義。

至於誰才值得關心、怎樣才能找出那些人,同屬左翼陣營的自由主義者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為此提出了《正義論》,希望填補共產主義崩潰後左翼思潮的空洞。這位近年聲譽鵲起的學者,對自由和平等的對立問題其實採取中庸態度,既反對右派的純市場機制和效益主義,又反對左派的純分配機制和社會主義。在兩制之間,他承認「能者多得」這個資本主義原則,前提是「社會最弱勢的人的最大利益」先得到照顧。然而,羅爾斯理論對於政治生活的影響力,在冷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段始終有限,直到金融海嘯後的今天。

原因之一,是「最弱勢的人」(group of least advantage)這個概念,比福山的「最後一人」更難得到清晰的定義。根據羅爾斯的說法,人之所以淪為最弱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家庭和階級背景,比其他人缺乏優勢,致令其天賦只容許他們得到較小成就」,所以他們的「運氣」,也會結構性地糟糕。

羅爾斯的定義,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包含了兩個不同的概念:社會性的「階級背景」,和基因性、生物性的「天賦」。由左而右的新保守主義,確實對一些階級背景有所同情,所以才接受有限度的福利社會,但他們絕不憐憫天賦低的人。這就像學者批評學界的「英語霸權」,和學者以批評「英語霸權」來掩飾自己英文欠佳的事實,是兩個不同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天賦差而學不好英文,和一個天賦好而懶惰的學生不願學英文,同樣是兩個不同問題。在新保守主義者眼中,「沒有轉型能力」,例如韓國農民不願接受市場定律、在政府加入WTO而拒絕繼續補貼農產品後,不願轉行到其他經濟體系發揮,也是一個「天賦」低的問題。自由主義的正義,將「階級」和「天賦」兩個不同概念,混為一談,已經是「不正義」。濫用的同情心,就是沒有同情心,只會加速讓人類變成「最後一人」。

冷戰結束後「右翼群眾」的誕生

在冷戰結束後初年,右翼思想不但佔盡上風,而且還催生了「右翼群眾」。這是因為新保守主義者曾經是自由主義信徒、保守主義的敵人。他們大多出身窮苦,至今都視民主黨推行「新政」(New Deal)的小羅斯福總統為偶像,認同國家對社會經濟政策的應有監控,不像里根那樣,認為這種監控代表極權。在1960年代,他們積極加入革命,自稱托派,對群眾運動相當在行,也和不少少年激進派一樣,越老越保守,再配合冷戰結束,才得以掌握權力。

1965年創辦雜誌《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s)的評論員歐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被認為是真正的現代新保守主義之父。他的兒子威廉(William Kristol)創立了另一本雜誌《旗幟週刊》(Weekly Standard),被稱為「小教父」。他們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有影響力的父子兵學者,因為其它近代美國思潮,都由政客或社會活動家主導,唯有新保守主義有複雜的理論背景,容易讓相熟學者變成身兼政客的兩棲類動物,並在近20年裡,孕育了數十個知識分子遇上政治的案例。

令新保守主義者「覺醒」(或「背叛」)的原因,是他們目睹美國政府只懂「濫施」民粹福利,「導致社會價值崩潰,民間越趨激進暴力」。在他們眼中,自由主義者不但不糾正這種傾向,反而處處挑剔政府制度的不公正。這樣想的人逐漸離開自由派陣營,自稱「真正左派」,再稱留下來的自由主義者為「新左派」。

過來人的經歷,被一本布什稱為「第二聖經」的名著詳細記述。當我們考慮到布什會以「我喜歡閱報」來回應「你喜歡看什麼書」一類問題,這本新保守聖經,更是不可不讀。其名為《夢想與夢魘》(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副題「1960年代給下層階級留下的遺產」,是學者馬格奈特(Myron Magnet)的成名作,主要批判對象是民主黨的肯尼迪和約翰遜總統,以及他們分別「錯誤推動」的新文化運動和大社會改革。作者認為那個民主黨朝代堆砌出福利主義的巔峰,個人自由化變成社會自由化,副作用包括離家出走、濫毒、同性戀、墮胎等「社會無政府」風氣,「把美國倫理價值推向毀滅邊緣」。約翰遜愛在白宮裸泳和舉行「浴缸會議」,下台後曾以長發老嬉皮形象示人,也被當成為老不尊的壞榜樣。

「改邪歸正」的方式,據新保守主義者說,是減低政府對社會福利的過分提供,但保留應有的新政傳統,再增加中央對道德的引導,讓上帝救贖。換句話說,由左轉右的新保守主義者雖然和里根一樣,信奉家庭價值、社會穩定、新教倫理,但他們同時視「新政」為美國立國根本,接受適度的經濟干預和有限度的社會保障。這本書令馬格奈特成為白宮座上客。

為什麼新保守主義者要推翻「大社會」?要瞭解這個問題,我們應該參考布什的另一本愛書:曾是共產主義者的奧拉斯基(Marvin Olasky)所著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The Tragedy of American Compassion)。這本書最精彩之處,在於重構了基督價值觀的「同情心」概念,認為美國教育從小到大,都「誤導」國人,讓同情心搞出福利社會,窮人才喪失自力更生的積極性,被矇蔽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成為遺傳性的「社會下層」。此外福利主義據說又會令家庭瓦解,因為無親無故的綜援局已經取代了傳統家庭的經濟功能,結果又是一連串道德倫理敗壞的公式結局。奧拉斯基相信機會對所有人平等開放,個人必須獨自爭取機會,反對「絕對平等主義」,這就是所謂的「古典機會平等主義」。取消社會保障計劃、讓人公平競爭,據這邏輯推論,才是真正對窮人的同情。這就是布什掛在口邊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義」(Compassionate Conservatism)。

這些新保守思潮,乘著冷戰終結的餘威,被宣傳為世界各國都必須遵守的普世價值;9·11後的兩場戰爭,也是希望把思潮弘揚開來。諷刺的是,今年世人「揚棄」新保守主義、重新思考種種左翼公義公平理論,甚至緬懷起社會主義陣營的一些舉措,一切都是源自一場金融海嘯。事實上,歷史告訴我們,左右思潮、左右政策的單獨存在,都是不能持久的,與其說冷戰終結代表歷史的終結,倒不如說是一個回合的小休。世界已出現對左右機制自動調節的能力,要再次出現像冷戰時代、甚或布什時代的一邊倒意識形態傾向,恐怕是不大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