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01

練乙錚:對民主的兩個憂慮都可以化解

【信報-香島論叢】功能界別議席代表各行各業,由不同程度的小圈子選舉產生,與《基本法》及〈附件〉中提及行政長官產生辦法中存在的其他小圈子選舉產生物如推委會、選委會、提委會的性質相同,即有所謂的「廣泛代表性」。這個性質界定詞不見於任何論述立會終極方案的《基本法》及〈附件〉條文。據此,筆者認定《基本法》原意中的立會終極普選方案不包括功能界別議席。故立會終極方案若要貫徹「均衡參與」,必須是最徹底的均衡參與,即所有議席由一人一票產生。若有很好理由,在通往終極方案的過程中,不排除採用一些接近平權的一人兩票或一人三十一票方案。這些過渡方案包含的政治權利,可適度保持向商界人士傾斜,作為對這部分「政治弱勢社群」的善意妥協;但這種政治優待,必須從二○一七/二○二○的雙普選終極方案中完全剔除。這是筆者對特區政府上月發表的政改諮詢文件中有關立會產生辦法的回應,希望政府連同昨日本欄文章中的詳細分析一併予以適當考慮。

政制民主化在任何地方都是大事,馬虎不得,一些社會人士出於慎重,要求放慢速度,無可厚非,但重要的是觀點和意見要有堅實理據支持。有一種意見認為,政制民主化會影響經濟增長;不過,有這種看法的人,所持理據不過是對個別經濟表現欠佳國家的浮面觀察,經不起嚴格考證。學術界就民主化和經濟增長的關係,對世界百多個國家幾十年乃至幾百年來的有關資料反覆進行詳盡研究,所得結果大致可分三類,一類認為民主化對經濟發展有正面影響,另一類則認為幾乎沒有影響,是正是負都接近零。後者例如R. Barro做出的結果;他研究了差不多一百個國家從一九六○至一九九○年間的資料,發現民主化對經濟增長速度有間接的正面影響和直接的負面影響,總的來說幾乎沒有影響。所謂間接影響,指的是那近百國家裏,一般而言,民主化確能促進教育和法治,減少市場壟斷,提高對政府行政權的有效監督,從而減少政府浪費,等等。這些受民主化促進的因素,本身是對經濟增長有直接正面作用的。但是,在一些國家裏,民主化未能顯著改善這些因素,結果令民主化只對經濟產生直接負面影響。① 近年出現的第三類研究,統計分析做得更先進更精細,得出更多重要結論,例如Perrson & Tabellini的研究,發現一八五○至二○○○年間,世界上一百五十個國家共一百二十個政權的資料顯示,民主化和經濟增長的平均關係是零;但是,把資料細分之後,卻發現如果經濟自由化發生在民主化之先,民主化對其後的經濟增長有明顯正面作用,反之則有相反效果。② 這個結果,無疑可以增加我們對未來香港政制民主化的信心,因為香港的經濟早就自由化了。任何港人只要細心閱讀這三類研究,當可放下絕大部分對本地政治民主化的經濟憂慮。

另一種人面對香港政治民主化有另一種擔憂,那便是害怕香港和北京之間出現政治衡突。舉例說,立會完全民主化之後,如果出現半數以上直選議員通過一項就「六四事件」譴責北京的議案,怎麼辦呢?現在,這類政治「危機」是靠功能界別分組點票機制化解的。北京為免出現此類危機(輕的引起尷尬,重的在內地產生一些連鎖反應),不惜無限期容許功能界別存在;既得利益看準北京有此忌諱,吃硬這客免費午餐,本地民主遂遭騎劫。我們不必否定北京對香港民主化本有誠意,基本觀點也許比本地既得利益開明,但由於與民主派有潛在的「大政治」衡突,到頭來非常恐懼香港政制民主化,結果讓本地其他反民主力量鑽了空子。如何解開這個死結,民主派和北京這當事的雙方,竟完全不能坐下來討論,實在可惜。設想,如果各民主派政黨和北京就此問題達成協議,在政制完全民主化之後,民主派議員要向北京表達政治抗議,僅以「立會多數派意見」名義而不以立會草案決議形式提出,而北京願意說一聲「收到」,甚或只說「收到但不同意」,也可將矛盾化解,讓本地民主大步向前。換句話說,民主派的大多數有所克制,北京少要一點面子,問題便解決,而且是雙贏。當然,要設計一個能保證雙方遵守協議的機制,也不容易,但只要有意欲,不愁沒辦法。這點政治,其實才是民主化的最大絆腳石,雙方一定要拿出來討論,國務委員劉延東本周來港,可以起一個頭。

註:①R. Barro, ''Democracy & Growth,'' NBER WP#4909, October 1994;②T. Perrson & G. Tabellini, ''Democracy & Development: The Devil in the Details'', NBER WP#11993, January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