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2-18

沈旭暉:五區總辭是社會運動

(考察他國經驗,學者沈旭暉認為五區總辭雖不能改變北京決定、影響民主進程,卻是提醒港人檢討公投制度的社會運動。)

【亞洲週刊-中華天地】十二月十五日,香港公民黨宣布參與「五區總辭、變相公投」方案,和社民連並肩以較激進的方法爭取民主。而這之前,泛民中的最大政黨民主黨卻否決了總辭方案,這一進一退之間,為香港的民主運動再投下變數。亞洲週刊專訪了教育學院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沈旭暉,以下是訪問摘要:

香港部分泛民主派議員希望以「辭職再補選」方式進行「公投」。在國際政壇上,是否有類似情況?

一九八三年,英政府計劃解散大倫敦議會,時為工黨議員、後來擔任倫敦市長的利文斯頓於翌年連同三名議員辭去議席抗議,後來四人都勝出補選。一九八六年,北愛爾蘭十五名支持與英國全面融合的議員不滿英國政府與愛爾蘭政府達成的協議,集體辭職。其後十四人贏得補選。

但這些例子都反映了補選行為不一定代表對相關議題進行公投。例如北愛統派議員當選當時主要是基於選民對愛爾蘭共和軍恐怖襲擊的恐懼,他們辭職再補選,這恐懼依然是主導選民投票意向的關鍵;倫敦的案例也不算成功,在補選投票的選民人數不多,保守黨也拒絕參與,結果議題並未成為群眾話題。結果,英愛條約繼續簽訂,大倫敦議會照樣廢除。最關鍵的是,英國法律本來就容許公投,既有全國性的,也有地區性的,雖然沒有法國公投著名。議員就議題進行公投,原來有既定程序進行,所以選民更難當他們的辭職也是公投。

英國首相由國會選出,行政立法之間有其黨派聯繫,香港完全沒有,英國議員辭職挑戰政府某決定是黨派之爭的延伸,在香港則變成了純粹挑戰政府或北京。而由於英國各級議會的職能遠比香港大,選民參與意慾也較高,即使不是為了辭職者帶出的議題也會關心議席去向。

香港部分泛民主派議員提出的「五區總辭」方案,一旦實行,對香港的民主運動產生什麼後果?

相關政黨一直沒有為方案如何達到其促進民主的目的而提供清晰答案,其內部也明白不可能以此改變北京的決定,因此這主要是一場社會運動,不會對民主化進程有直接影響。但假如我們認同它是一場社會運動,即使不能達到促進民主的目標,也會有其他效果,例如港人可能開始認真探討應否出現真正的公投機制,畢竟現在的代議制也有不少缺憾;此外不少「第四代」年輕人對運動有一定期許,他們習慣新式網絡動員,不滿傳統政黨的列寧式結構,這也可能讓建制明白他們對現狀的總體不滿。這樣的發聲,可能在上述微觀層面帶來改變。

稍早前,政壇有人建議應將「功能組別」的定義提請人大對此釋法。國際政治社會中,國會或地方議會一般對「功能組別」的定義是什麼?

目前幾乎沒有國家採用功能組別選舉議會,學者一般引述意大利法西斯墨索里尼的國會為功能組別典型例子,具體定義是「社團主義」(corporatism),也就是讓不同行業工會代表進入議會。而在墨索里尼的案例,其實是先讓法西斯組織各行工會,再讓他們進入國會。此外,也有一些國家(如愛爾蘭)讓直選議員按比例提名專才進入上議院,但這並非功能組別選舉,而是根據同一政治板塊進行;也有國家(如印度)保留極少數委任專才在上議院,但數目只有二百多人中的十數名,不影響基本代表性。

法西斯政權以一黨專制為基礎,社團代表也以此為前提;但相對香港而言,制度上理論上照顧了更多群眾,因為它整合了一切經濟生產模式,而法西斯上台時畢竟有群眾基礎;香港功能組別代表沒有這前提,但被挑選的功能組別主要代表工商界,群眾基礎更薄弱。

香港還有沒有另一種選舉方式可以讓北京和泛民主派接受?

假如立法會以地區代表完全取代功能組別,再擴大區議會的選區範圍,讓立法會內部並存全港利益代表和地區利益代表,既直選四十席、另四十席由區議會大約按政黨得票比例互選,則一方面可援引美國來解釋民主理念,另一方面北京也對選舉結果較為放心(目前親北京政黨對區議會選舉較有把握)。但這需要先調整區議會的職權範圍和劃界,否則目前區議員的代表性過分零碎,且沒有行政責任,也未能充分代表地區利益。假如這次政改方案是邁向上述模式,則不失有其積極意義,只是似乎政府目前只當它是權宜之計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