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2-20

鍾樂偉、陳偉信:世代之間是取代,還是共生?

世代之間是取代,還是共生?

高鐵運動後,世代問題成為了「媒體寵兒」,不少學界前輩嘗試為此把脈,政治耳語亦說,政府聲稱要進行青年研究。在進行實證研究前,有心人只好通過報章進行印象式的討論。但諷刺的是,不少報章評論卻進一步加深這世代衝突,更被扣上要取而代之的帽子。

新框架不等如取代舊框架

把香港人分為四代人的故事,本是呂大樂教授的社會觀察和論述,從該書的頁數,也能看出他在寫書時也無意進行嚴謹的分析,但至今卻被奉為解釋二元對立的聖典,並不斷被資歷較深的學者如馬嶽教授和馬樹人教授以相似的框架分析高鐵衝突及五區總辭。

《四代香港人》本身並非什麼權威性的框架(當然我們也不應觸犯訴諸的謬誤),理應經反覆討論以助了解今天香港的形勢。但年輕學者沈旭暉嘗試打破「世代」框 架、以其他角度審視「八十後」,卻被視為是第四代人越級挑戰、保障自身利益的藉口,甚至猜度背後帶政治目的、企圖壟斷學術討論云云。

因為我們相信「物競天擇」的商業法規,這種誰取代取的衝突在香港人眼中看似正常,但套用於學術發展卻非必然。理論的建立必定局限於某些前設和條件,透過化繁為簡的手法歸納、建構和實證以解釋各種現象。

因此,某種在特定環境下建立的理論,在另一條件和空間下往往難以有效地應用,學者在研究新問題時就有發掘新理論的需要,為的不是取代舊框架,而是提出新的分析觀點以解釋新現象。

以國際關係理論的發展作為例,講「國家利益」和「國家主導」的現實主義理論一直主導國際關係研究,但時移世易,當現實主義理論未能解釋冷戰的突然結束時, 新理論(如 Alexander Wendt 的建構主義)便適時而起,雖然在剛提出時看似離經叛道,卻往往能引領出新的路向。

今天沈旭暉所提出的新方向,雖然未必能成為解釋「八十後問題」的「明燈」(當然筆者質疑沈加有否此意欲),但肯定已帶來更多的新衝擊和挑戰,而挑戰往往是新出路的引子。可惜引起的卻是另一場世代之爭。

事實上,不同世代亦需為今天的世代衝突負上不同程度的責任。過份熱情的「新世代」亦早已墮進世代論述的陷阱中,例如第四代香港人總覺得第二代人被「河蟹」了,欠缺接受第四代學者的意見而提出與呂教授相似的觀點。第二代人則討厭第四代乳臭未乾,總覺得他們流於激情、不夠學術,根本無法提出新創見。

然而,面對批評,我們應開放平台、開放胸懷審視之。正正由於呂教授所秉持的「四代香港人」框架從未被實證卻被視為分析「八十後」現象的權威,便更應該在現階段開放有關討論,給予不同學科背景或訓練的學者,為研究青年問題多蘊釀,並提出一點方向性建議,這才是最有助於社會討論,而非猜度其寫作目的。

當然,沈君在文章提及的新思維、新框條和新人物的建議,也只屬新的理論初稿,亦可視為個人在這個社會現象下建立的一套論述而已。要討論的,並不是寫作的目 的、禮貌或行文風格,而是內容能否解釋社會現象。所以在獲得實證研究的結果前,當下需要的是先包融不同的論述,進行深化的討論。


開放報章評論 深化學術研究

這種二元衝突並不單出現於理論性的研究,更體驗於報評功能和學術研究的對話之上。筆者曾經和不同的學系師生對話,發覺他們對於專欄文章總帶着某一類的有色眼鏡,總覺得有些文章是在「亂拋書包」,只是一大堆學術概念的胡亂堆砌。

但正如建構主義者強調,我們是有多元的身份的,對於學院的教授和在報章評論版上的教授,應該要以投以兩種不同的期望。學院中的教授當以嚴謹為首要條件,透過科學化的觀察及研究建立分析框架,所以我們有所謂的 research ethics 進行規範。

但是,評論版的教授着重的是引起話題,藉此推動社會的了解及反思。評論文章或許不及學術論文嚴格,但並不代表它沒有討論的價值。借用學術詞彙建立另一套有關「八十後」的論述,從而為社會提供另一個視角及延伸討論,也是知識分子可以通過報章評論進行的工作。

待討論成熟以後,一些具規模或較科學數據化的實證研究,便自然會漸漸浮現。單單扣上不夠學術或過份學術的帽子,並沒有為社會討論帶來任何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