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06

沈旭暉:《聖訴》──人生的雙重標準

【CUP-Politics in Cinema】 原則背後的「彈性」和「酌情權」

去年上映的電影《聖訴》(Doubt)場景簡單,全靠多名影帝影后級演員比併演技,得以成為現代經典。表面上,電影有特定時空景:一九六四年的美國紐約教區。當時梵蒂岡剛舉行了把教規現代化的「梵二大公會議」,作出了種種針對陳舊教規的改革,自由派勢力在教會內部大舉抬頭。當時美國國內則依然未從甘迺迪遇刺的陰影走出來,女教師說甘迺迪和羅斯福、林肯齊名,同時青年運動、反戰運動興起,顯示偶像崇拜熱潮方興未艾。而該教區屬新移民區,適逢民權運動逐漸開花結果,黑人學生終於走進從前被白人壟斷的學校,也就是故事發生所在的地方,而當被孤立的黑人學生得到神父重點關注,卻因此傳出孌童醜聞。

進戲院前,以為《聖訴》的賣點開宗明義,就是天主教會鬧得沸沸揚揚的孌童醜聞。但離場後,才知道情節故事其實頗為白描,電影主軸並非影射教會或甚麼性禁忌,而是人生的連串矛盾,特別是同一人對同一原則的雙重標準。於是,上述背景對這電影毫不重要,因為電影的主軸,只是原則和理想在人性跟前的彈性,以及在位者如何扭曲原則,去理順行事作風。在《聖訴》裡,梅麗史翠普的演出實在出神入化,菲臘西摩荷夫曼的內心戲相對沒有那麼多、但也頗精彩,得以讓觀眾進入這類道貌岸然的威權角色的內心世界,明白每一項原則的背後,都存在「彈性」和「酌情權」,也明白這些彈性和酌情權的運用,往往全憑主觀的心。這是我們一般人在日常生活的盲點:有時候,你明明是讚同一個觀點,但因為客觀原因,你選擇反對;有時候,你明明反對一個觀點,但因為傳遞這觀點的人是你的偶像,你也會支持。

兩種不同的寬容性質

假如我們把劇情拆碎,再以種種人性的雙重標準重構,可以得出下列矛盾片段:那位自由派神父認為保守女校長故意散播關於他的是非流言,並在講道時咬牙切齒,勸告信眾說是非的禍害,一片大義凜然。然而,他卻在酒席與其他神父興高采烈地說女性是非,席間煙酒處處,氣氛十分市井;神父認為教會應該與時並進,主張彈性處理一切宗教原則事宜,認為這樣的改革才能吸引更多信眾,復興教會。然而,當他面對的挑戰牽涉到他的職位和權力來源時,他則忽然變得十分著重程序正確,對校長不經過教會官方途徑,接觸他從前所屬的教區修女「起底」,感到尤其憤怒;保守女校長同樣曾教導年輕女教師教會內部程序正確的重要性,制定甚麼事要找她、甚麼事她要向上級彙報等準則,說這機制直到教宗本人也合用。她也向其他修女表示不可能直接和神父談論孌童一類敏感事情,因為她的職級相對較低,處處貌似規行矩步。然而,他發現神父可能對學生有所企圖後,還是直接繞過程序向神父施壓;到了緊急關頭,甚至公然聲稱要違反教區程序,來個玉石俱焚,抗爭味道極濃;女校長討厭現代化,甚至反對使用會「破壞傳統書法」的原子筆,又沒收學生的耳筒錄音機,這些都像三十年前香港訓導主任的形象。但在背後,校長卻偷偷在校長室使用這些「新科技」,還向家長分享心得,既用來顯示自己與時並進,也以此顯示「親民」;女校長以「保護學生」為由,視神父的疑似性騷擾為罪大惡極,把兩人鬥爭上綱上線為路線鬥爭、正邪鬥爭。因此,她威脅開除無辜學生,來索取神父可能存在的犯罪證據;這時候,學校名聲、「保護學生」卻成了次要矛盾,學生本人可能因此面對更大痛苦;女校長雖然武斷,承認全憑直覺判斷神父有問題,予人感覺霸道。但她卻不失為全校最有經驗的判官,能夠輕易識破問題學生裝傷逃學的伎倆,反映她的直覺也有客觀成份。她就是對此自傲,才勇於武斷地挑戰神父,究竟這是主觀還是客觀,已殊難判斷;女校長對開明神父希望除之而後快,表示決不寬容,但同時她也有寬容的一面,例如全力保護接近失明的老修女。為了進行這保護,她明顯擅用職權,並非鐵板一塊的人。當然,這兩種寬容性質完全不同,但旁觀者難免得出「親疏有別」的結論。

這就是人了

這些雙重標準,貫穿整齣《聖訴》。假如電影只有校長或神父的角色,觀眾會被教會性醜聞的宏觀背景吸引,忽視了內裡的人性一面。但《聖訴》卻帶出一個事實:雖然上述醜聞一直是教會內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角力,但其實雙方都在以雙同的說詞,爭取同一片道德高地,也同樣在道德文章裡面,尋找自己的越軌行為足以被社會和輿論接受的空間。電影最成功之處,正是沒有為簡單的劇情加入任何一個單一結局,而是保留了無窮想像空間,暗示了每人都有光明和陰暗面。值得注意的是電影要傳遞的訊息並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而是「旁觀者迷、當局者清」,旁人往往以非黑即白的角度閱讀他人,自己作為當局者時,卻會不自覺的充滿雙重標準來處世。這就是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