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3-14

安裕:一場重振香港足球的綺夢

香港說要重振足球運動,這是類近再尋找新大陸式的志氣。

說實在,對一種在香港早已死亡的體育運動投入近億公帑,我很敬佩特區政府的勇氣。

曾德成局長和曾蔭權特首真的老了,他們的記憶體盡是六七十年代的good old days,是的,那是香港足球的黃金年代,也是戰後第一代香港人的黃金年代,可是特區政府這一舉措等於電影《歲月神偷》背後的潛台詞,懷念的只是七十年代港大英文系學生聚焦中上環的世界觀——把逝去的歲月黏貼在單行筆記簿,作為個人一己的人生足還說得過去,若是以此作為政府政策,那只是對一夜綺夢的苦苦追尋。

香港足球是有輝煌歷史的,但這段早就耳熟能詳的歷史已說到了無新意:六十年代的南巴大戰,七十年代的怡和消防,八十年代的精工寶路華,其間穿插的愉園東方東昇光華加山海蜂各大中小型班,構成我們社會所謂「香港曾經是足球王國」的認識,也為今天兩位曾先生以公帑對孩提年代舊夢重溫的搭棚建架。我無意對特區的重建足球大計一盆冰水照頭淋下,但一項決意要尋回昔日榮光的政策,若無適當的社會認知和歷史觀照,肯定是笑話一場。

香港的足球運動黃金年代發源三十年代,李惠堂等廣東籍球員縱橫大江南北,為中國足球寫下至今仍然無人能繼的光輝一頁;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這批球星南下避秦,在英殖小島展開人生另一段新生活。但這都是歷史的上半部,真正的香港足球黃金時期,是在一窮二白的戰後凋敝社會茁壯成長;準確來說,足球在香港和全世界一樣,都是窮人的運動。當高級華人在舊中國銀行前的木球會打cricket 和平民謔稱「識轉彎的鬼佬碌」的草地滾球,姚卓然等第一代戰後香港人腳踏白飯魚在灣仔修頓踢出彩虹。

窮人的運動

說足球是窮人運動並不為過,一個球狀物體可以是五對五、七對七、十一對十一比賽,更可以一個球場同時上演四隊捉對廝殺,兩堆衣服往地上一放便是球門,大伙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踢他多少分鐘都行,反正其中一隊忽然呼嘯而去就是比賽結束之時。在捉襟見肘物資匱乏的南國小城,在距離電腦遊戲進入千家萬戶孩子頭六十年的遙遠日子,這是野孩子的最大娛樂。多少年後,有人說何以五十年代的姚卓然六十年代的張子岱七十年代的胡國雄腳法超群,無他,孩提時他們在完全不合規格的比賽,不僅要盤扭對手,還要盤扭不是對賽的閒雜人等。當回到大球場踢十一人對十一人,猶如從高原訓練回到平地的腳法,成就一幕幕獅子山下式的香港故事。

足球那年頭不但是娛樂也是致富之道。五十年代末,一個政府文員月薪三百元,但姚卓然在所謂業餘時代已是年薪四萬,所以姚除了有香港之寶美譽,還有外號「四萬腳」。當兩萬元可以購下彌敦道一幢唐樓時,足球是九年普及免費教育未興、窮人孩子早當家的金多寶六合彩;今天香港最出色的本地球員陳肇麒月薪連獎金約三數萬,距離買一幢樓不只是地球和月球的距離。甚至到了民智已開的七十年代,鋼門仇志強由班霸南華轉會到親中共的東昇,月薪二萬元,雖不可能買下半幢唐樓,卻足以月月購走一個灣仔駱克道八百呎單位。因此,胡國雄靠波糧開了一家又一家體育用品店,雖然間中有人提郭家明是聖芳濟中學畢業英語朗朗上口,但總是比小學程度的胡球王少一分傳奇。

名校與名將

這情在外國也一樣,比利朗拿度出身巴西貧民窟,足球是改變他們命運的根本。英格蘭右腳王碧咸初出道時那一口雞仔聲英語,和英女王的皇家英語或貝理雅戴卓爾夫人牛津口音天壤之別,只要在英國生活過的甫聽便知他是鄉下仔:短句、斷續、不住重覆的斷續短句;怯怯的語音是窮鄉僻壤大鄉里出城的膽小如鼠,背景原因是缺乏教育和自信。讀書不成,英國女孩出路是早嫁人,男孩出路是考一個工匠牌,八十年代車路士及英格蘭中鋒Kerry Dixon 便有水喉匠牌傍身。香港五十年代的四萬腳今天在英國仍然存在,英國家庭平均每周收入五百三十三鎊,但車路士的艾殊利高爾周薪達十萬鎊。這種社會上流動力令家長或兒童在機會成本之間嘗試作出抉擇,只要有天份,不妨賭命運——曼聯十年前三冠王陣中的幾個本地薑,十二三歲已是學徒球員,無法在書中找得黃金屋,綠茵場或會改變一世兼一切。

香港到了九十年代之後足球已無法make a goodliving,甚至沒有辦法make a living。核心是家庭結構變化,四孩之家斷擔挑,一孩之家大量出現,加上社會價值邃變,讀書成為家長和孩子同心同德的目標。

小朋友由呱呱墮地到大學畢業二十一年間,所有生活的餘暇和非餘暇時間都圍繞「讀書升學」這四字團團轉;所有活動俱有一個對稱的記分表,游泳可以進男拔萃和聖約瑟,田徑表現好有助入喇沙。但這些「運動成績」有其欺騙性,只要到十四歲升讀中三,公開試的壓力保證要孩子和心愛的運動說再見。踢足球和游泳更不一樣,游泳動用的肌肉群和足球的是兩碼事,前者需要的肌肉會較早發育,後者的要較遲才出現,於是,到了適合踢足球的體格來到的日子,已是公開試水浸眼眉的時刻。要學生家長及孩子在名校與名將之間博一鋪,結果誰都知道。

名將缺乏,比賽少了視線焦點,這還未了,一九八二年世界盃,無電視免費直播所有比賽,扭轉了香港球迷的口味和目光,原來巴西伊達的香蕉球可以拉開幾呎繞過人牆再飛向球門,原來法國柏天尼為首的中場可在走動之間以四邊形互傳而上,原來阿根廷馬勒當拿右腳生蟲但左腳竟然球球中門。這一個夏季是球迷的仲夏夜之夢,香港觀賞足球水平霍然提高,連街邊執波仔都識「疊瓦式助攻」和「利用球場深度」這些術語。帶來的結果是貨比貨的較量,香港和世界天王巨星的分野一清二楚,球迷眼睛雪亮,一方是免費電視,一方是二十元入場,自由巿場的圭臬是選擇的權利,球迷離棄土炮擁抱紅鬚綠眼的洋人,物競天擇,波迷統統離開球場來到電視機前,一蹲便是三十年。

足總的角色

這次足球改革,另一個重點是足球總會,其實,從管理學來說,足總早已是絕佳的反面教材,不論有沒有改革大計都得給洗刷一新。香港足總是國共內戰的延續,霍英東入主當會長的一刻,便是統戰和反統戰的開打,若無霍英東主導的香港足總,中國大陸根本沒有法子在冷戰年間的七十年代驅逐台灣進入亞洲足協,從而一步一步進入國際足協和國際奧委會。今天在正紅旗下的香港當然不知當年敵我鬥爭如何慘烈,霍英東掌握了足總,再在一定程上控制乙丙組的六張票流向,香港才能邀請還未是國際足協成員的中國隊訪港。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當香港已然回歸,當霍英東高壽而去,足總的角色應該從曾經滿是看不見硝煙的戰場,蛻變成真正管理足球的總會。然而,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就等於吃了幾十年米飯不可以一夜之間改吃西餐。香港足總大變是需要的,但應該怎樣變,或者說,是不是等於足總變了後香港馬上可提升水平,這肯定不可能。因為,踢球的小孩子沒有了,球迷的眼界或口胃也提高了,公仔箱裏的是美斯法比加斯朗尼,也許對香港足球翻身期待甚殷的土產球迷會說我們有陳肇麒。我同意,陳肇麒是十年難得一見的中鋒,但他畢竟不是尹志強,且尹佬當打時還有胡國雄劉榮業蔡育瑜鄭國根陳發枝。尹志強去世,香港社會呈現了令人動容的感念,這不為別的,其實是對香港足球黃金年代背後那段艱困但多情日子的思念,make no mistake,絕對不是兩位曾先生的那種綺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