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4-08

沈旭暉:澳門「次主權外交」與北韓

【亞洲週刊-國際制高點】澳門「賭王」何鴻燊剛高調發表聲明,否認美國對其涉及非法活動的指控。但美國為什麼對他盯上﹖這卻得由上次我們談及的「次主權外交」模型談起,因為北京除了利用香港的次主權身份拓展不丹外交,也利用了澳門的同一身份處理越來越棘手的北韓問題,當中扮演一定角色的,就包括何鴻燊。

論及國際視野,終身和各國政府打交道的何鴻燊在上一代富商中,無疑十分突出。他早在二次大戰時,就有週旋於中日葡英之間的經歷,創業方法具相當爭議性,對此我們可從 Joe Studwell的著作《亞洲教父》了解,也可參考澳門大學何偉傑教授近來關於港澳涉外關係、何鴻燊早年能否算作「collaborator」的研究。到了澳門回歸前的中葡談判,何鴻燊繼續承擔重要的準外交角色,例如他在一九八九年投資六百三十萬美元興建澳門新國際機場,並公開承認這個項目為「非牟利生意」,旨在其他方面的回報。

基於他在華人中幾乎獨一無二的國際履歷,何鴻燊和不少國家高層有往來,包括北韓,而這得由澳門歷史上的次主權身份談起。自從文革期間澳門發生「一二三事件」,中國對澳門開始實質管治,已開始研究如何有效發揮澳門的次主權身份,為中國外交服務。到了七十年代,澳門宗主國葡萄牙爆發革命,右翼獨裁者薩拉查在一九七零年病故後,他建立的政權也在一九七四年被推翻,新政府為顯示進步姿態,宣布放棄全部殖民地,澳門也是應中國要求,才繼續在名義上被殖民下去。其背後原因固然眾多,但其中一項,正是北京要在次主權外交模型成熟前,維持澳門的次主權身份,以免沒有了葡萄牙的外殼,國際社會就把澳門當作普通中國城市。

到了葡萄牙左翼政府掌權,對澳門次主權外交比從前更積極配合,其自身外交政策也作出大幅調整,包括與北韓建交。因此,澳門在中葡兩國容許、鼓勵下,成了北韓的對外窗口,無論是平壤的合法還是非法涉外事務,一度以澳門為中轉站。因「迪士尼事件」失寵的金正日長子金正男,也一度長居澳門。

當北韓進行有限的改革開放實驗時,澳門成了參考樣板,何鴻燊和北韓的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發展。例如他在一九九九年起在平壤酒店投資賭場,此舉被西方認為是具象徵意義的特大新聞,自此何鴻燊被美國認定為北韓外交要角。事實上,無論是北韓在澳門代辦的簽證、旅遊團和銀行,在美國眼中,都和何氏屬下的投資關係千絲萬縷,儘管我們無從判斷。美國最終在二零零五年對澳門次主權外交發難,公開指稱當地匯業銀行、誠興銀行、朝光貿易公司為北韓洗黑錢和製造偽鈔的「三大白手套」,北京則加以否認。無論是耶非耶,當時的誠興銀行就屬於何鴻燊。由於澳門擁有次主權身份,中國決定將一些白手套移入內地,運作安全了,但白手套功能就蕩然無存。

更有趣的是何鴻燊一度被推測為北韓特區首腦的理想人選。事源金正日參考了澳門和香港模式,在二零零二年宣布在中國邊境建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區內一切表面文章都傚法港澳﹔金正日委任的特首荷籍華商楊斌,也說要和港澳競爭。當楊斌迅速戲劇性被北京逮捕後,平壤苦苦尋求和北韓有交情、具國際視野而又不會開罪北京的新任特首,據說其中一名熱門候選人是美籍韓商沙日香,另一名候選人赫然是「來自澳門的成功博彩業企業家」。何鴻燊一再否認有意當北韓特區首腦,傳聞也隨著新義州實驗本身的不了了之而不了了之,但何鴻燊本人在中朝關係上的角色、澳門的次主權身份在上述關係的可塑性,都已得到充分體現。

這裏的重點並非何鴻燊本人,而是次主權外交框架﹕一方面,何氏在適當時機可以反映北京、里斯本和平壤的態度,在另一些時候,又可以只代表自己﹕整個澳門在國際的角色也是這樣。畢竟何鴻燊並非外交人員,只要他的北韓活動宏觀上對中國有利,他就無須緊守官方外交套語。無論北京多麼不認同平壤政策,官方都盡量避免公開批評,以免刺激那個躁動的政權﹔但當何鴻燊為自己的北韓計劃解說時,他卻可以義正詞嚴地表示當地的博彩事業是由「當地政府」提議,又公開透露這種由上而下的「生意」一直都是虧本的,既表明了他對平壤政權處事模式的不滿,又適當暗示了他和中朝政府的默契,而不會像外交官說什麼「北韓會依循自己的道路繼續和平發展」。這就是次主權的奧秘。

北京如有足夠勇氣鼓勵更多次主權代表發表與官方版本略為不同的外交訊息,這足以成為測試國際舞台水溫、側面支援正式外交的常設機制。北京四十年前強調不收回澳門,無疑具相當遠見﹔今天中國要自設特區容易,但要催生被國際認可、又由中國掌握的次主權個體就難了。日本學者近年提出賦予沖繩次主權身份,乃至將之復古為「琉球」,也是參考了同一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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