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5-05

沈旭暉:《老港正傳》——為甚麼不能出櫃﹖

【CUP-Politics in Cinema,明報】近日為了一個研究計劃,重溫了年前的電影《老港正傳》。

年前曾有朋友請我到電台以「第一人稱後代」評論該片,

我婉拒了,不是因為什麼身分問題,而是這電影的顧忌特多,教人批評既不好意思,不批評又說不過去。

「老港」據說原叫「老左」,後來因為「種種原因」,名字被迴避處理。單從這例子、「種種原因」,

已反映這部講述香港傳統左派家庭故事的電影不但有先天局限,也後天失調。

文 沈旭暉

對一般觀眾而言,左派圈子是神秘的,為什麼他們會有這麼大的向心力?圈中人的心路歷程又是怎樣?這些問題,電影既要講述左派圈子,卻不會提供答案。其實傳統左派有其特定歷史,屬於香港現代史不能迴避的一頁,圈子的光榮和黑暗,卻不能從他們原打算賦予的代言電影體現出來,誠為可惜。

「土共」曾是進步精英,毋須被污名化

《老港正傳》的左派家庭(和隔鄰的右派家庭)都十分草根,長輩都希望子女努力讀書,然後成才,一切似是傳統香港獅子山下精神向上爬的故事。這精神十分熟悉,但沒有絲毫左派特色。電影應該交代國共內戰前後的香港左派圈子,一度彙集了大量國家級數的進步精英,他們的追隨者就如今天的激進青年,多少自覺在做「型」的事情,有理想主義的光環。這對今天的觀感來說,是顛覆性的演繹,完全不能從電影浮現。

以今天公認的香港愛國報紙《大公報》為例,它在國民黨管治大陸時期,以飾演異見分子著稱,經常批評政府如何獨裁、如何不民主,可以說是當時的《蘋果日報》,吸收的文字精英,來自全國各地。最後,他們到了香港,報社臥虎藏龍,人才輩出,連金庸、梁羽生等也只能當一個小編輯/小校對,潛能遠非今日的《大公報》可比。一份愛國報紙尚且如是,其他愛國圈子也有不少懷有真正理想的一流人才。要了解這背景,才能解釋左派圈子能吸引青年的凝聚力所在。看過《老港正傳》的觀眾,只會以為香港土共就是勞工俱樂部。

教會與工會﹕

愛國圈子的潛藏恐懼

《老港正傳》既沒有交代圈子光榮、驕傲的一頁,自然也不會交代其維繫內部凝聚的黑暗一面。不少愛國圈子成員擔心脫離後有後遺症,才繼續呆在那裏,這解釋了為什麼那麼多受高等教育的青年,會在一九六七年一律激進盲動起來﹕原因之一,在理想與現實、意識形態與榮耀以外,還包括朋輩壓力。左派工會既然照顧基層勞工的需要,雙方的倚賴關係產生了,一旦不按組織基調行事,就會成為異類,在身心層面,都會被朋輩開除。這種潛藏的邊緣化恐懼,正是傳統愛國圈子忠誠度的另一組成部分。就是那些生活不用靠左派組織養活的人,要他們脫離圈子,好比要教徒徹底脫離教會如此大動作改變生活習慣,又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事實上,凡是到過教會、又了解愛國團體運作的人,都會發現兩者運作驚人的相似﹕都有共同的偶像,都有大量只為了內部凝聚的無聊儀式,都有「查經」的動作,都有「早請示晚匯報」的期望,都有要求成員「分享」一切、坦白從寬的「熱情」,哪怕成員素昧平生,是之為「同志」。

既然沒有交代左派圈子的組織紀錄,電影一如所料,更沒有交代六七事件的大小背景、也沒有交代文革和六四,雖然這些都是愛國人士根深蒂固的傷口。凡是接觸過愛國圈子前輩的人,都會知道他們不但不會迴避這些題目,更會主動分享他們的經歷見聞、反思分析,不會為二十一世紀觀眾提供選擇性的溫情記憶。勾畫不出這些題目、上述潛藏恐懼,與電影敘述的一群老好人的關係(左派圈子的大姐大叔,確是充滿比一般香港人和藹可親、富人情味的好人),注定不能說出好故事。

戴麟趾的遺產﹕

左派工會、港英危機管理與香港發展史

從大歷史角度而言,雖然六七事件令左派在香港由持有道德高地的進步力量變成聲名狼藉的激進分子,也令左派媒體由市場寵兒變成票房毒藥,但某程度上,這卻直接促進了香港進步,所以,也可以說六七對促進香港進步有間接貢獻。這觀點並不政治正確,而且很曲線,自然是不可能從一般電影反映出來,以左派為主角的《老港正傳》同樣迴避了,就更教人惋惜。這樣說是因為六七前後,港英殖民政府的港督戴麟趾爵士(Sir David Clive Crosbie Trench)和他的助手姬達爵士(Sir Jack Cater),以一流的危機處理手法,調整了對香港管治的一切思路。他們一方面擱置了完全高壓政策,沒有將六七上升為「國際顛覆活動」的一環;另一方面又和倫敦總部緊密聯繫,反擊身處北京的英國外交人員向左派讓步的「鴿派」建議,以免香港像澳葡政府在一九六六年「一二三事件」那樣,向紅衛兵投降。關於戴麟趾的外交努力,葉建民教授曾在英國閱讀大量檔案,並在學術期刊《中國期刊》發表專文研究。

在內部政策協調方面,港英政府的舉措也相當可觀。例如當局當機立斷決定不再對香港人灌輸英國人身分,改為鼓動本土意識,希望通過舉辦「香港節」一類大型本土活動,以及大舉增加針對青少年的文娛項目,抗衡內地文革時代傳來的愛國主義和其他激進思想,這才是今天保育運動的原型。又如那些大型福利社會計劃、後來出現的九年強迫免費教育等,都是港英回應六七事件的深層政策,目的是為免香港基層完全落入左派手中。政策背後蘊藏有遠見的視野,顯出教人讚嘆的管治和應變能力。由於港英回應得宜,不但左派心目中不得不暗暗佩服,左派新一代更對長輩的理想產生質疑﹕既然港英提供福利、又不再講求對英國效忠,內地運動那麼恐怖,人民又那麼貧苦,為什麼我們愛國圈子還要故步自封,拒絕進步?

在新世界斯人獨憔悴﹕

為什麼開拍《老港正傳》?

於是,一些愛國子弟走進民主運動,認為那才是左翼愛國運動的嫡系傳人;有些放棄虛無縹緲的理想,走去從商致富;剩下那些繼續在圈子內生存,諷刺的是,後者在今天香港社會的成就卻平均最低,受到的不平等待遇和歧視也最嚴重。劉天蘭、陶傑等,都是左派圈子出身的後人,從中我們可以看見一些脈絡。《老港正傳》只刻劃左派不能進港英政府工作的政治審查,而沒有刻劃其宏觀背景;對本土左派的貢獻和反思毫不着墨,只以子女出國讀書,回來就長大成人那樣粵語長片式情節,解釋新一代和圈子的新關係,那又是選擇性記憶了。

最後,回到根本問題﹕為什麼忽然有人開拍這部保證賠本的《老港正傳》?真正原因,其實是傳統左派在回歸後有怨氣,而且怨氣還不少。他們認為多年來追隨黨國的理想,回歸後換來的,卻是從前的階級敵人、港英培訓的舊精英掌權,連六七一類他們當年的愛國行動也沒有獲得應有平反,傳統左派——而不是忽然愛國派——在香港的地位也沒有顯著提升。極個別擔任高位的愛國子弟,卻又不願充當他們的公開領袖,對那段歷史迴避,而且忙於洗底。相較國際案例而言,各國的左派不是革命成功後風光上台,就是全面被取締然後得到重生,鮮有像香港左派那樣兩頭不到位。各國舊左派到了二十一世紀都一律「出櫃」了,「老港」們還無奈地留在櫃中,出不來。

於是,有人想到近年興起的「軟權力」概念,希望通過電影﹐扭轉左派在香港和在國際社會的形象,乃至局部為歷史翻案。可結果,電影不但不敢開宗明義自稱「老左」(當左派在西方可以是很大的光榮),英文片名更離奇﹕Mr. Cinema。

Come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