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1

沈旭暉:中國網絡民族主義與Google事件

【信報財經月刊】如果香港特區政府順水推舟,發表官方聲明表示支持Google 的業務由內地轉移到香港,重申香港尊重「自由貿易、資訊流通」的自由主義口號,香港可以進一步在外交上成為中方的白手套,跟美方的外交棋子Google 作出非正式外交回應,同時保住北京面子,這也可以加強香港國際上的獨特性,方便日後進行更多的「次主權」外交,為北京拓展更多外交利益。

在重構中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之前,我們必須了解近代一詞的意思。根據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權威Peter Gries分析,現在中國民族主義者可算是「第四代民族主義者」。在國際政治心理學範疇有一個「世代政治論」,學者傑維斯的《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覺》一個人的政治觀,最容易被他的教育、家庭、成長時的國家背景,以及他第一次直接參與的群眾運動影響,因為那會成為心理的長久烙印。在內地,我們熟悉「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這些都是一代人的集體回憶、集體亢奮或集體陰影,記錄了整個時代的群眾特徵,要一代人做另一代人的事,十分困難。

第四代的民族主義者自認為不被重視的一代,但他們卻遠比其他的三代人來得激情。按照傑維斯的框架,他們大都經歷了同一樣的事情︰1999年中國駐貝爾格萊德使館被美軍誤炸及其後引發的反美浪潮。正如中國知識分子許知遠的個人經歷指出,1999年的示威是他人生以來第一次參與示威,而這次經歷卻影響了他的一生。相對於「八九那一代」,他們除了「說不」外,更會嘗試不同的方式來表達他們的不滿——以民族主義話語來說話便是其中一個例子。正因如此,近代中國民族主義在「政府—學者—民眾」在不同事件上出現了不同的政治效果。

中國近年來的民族主義已由「長征的一代」、「文革的一代」、「八九的一代」演變成善於利用網絡媒介作為發展平台的一代。這一代的民族主義是建基於排外,排他極之強,從而建立自己的存在性。過去共產黨建國的理論主張不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說(natural theory);不是古老的神權說(divine theory)、不是君權神授論(divine right of kings theory);更不是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而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優越性以及毛澤東的「槍桿子裏出政權」論。這種以黨對國家的強勢領導間接印證了尼采所主張的武力本身即為其存在的正當理由,因為「強權即是真理」。國際主義為主的共產主義過去一時令民族主義失色。可是,自改革開放開始令內地人民失去意識形態的依賴,同時民族主義再次因為「信仰真空」而出現。簡言之,內地民族主義已經不可以再用舊有的架構去理解,特別是它已跟網絡連成一體,影響着中國外交的大方向。

中國網絡社群的理論基礎

互聯網近十年的發展一日千里,由十年前的56k電話線上網到現在的100M寬頻,網絡光纖技術發展的成熟提供了一個網絡平台去發展香港的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過去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概念,主要是有一個公共的平台給社會的中產(bourgeois)或資產階級去聚集,從而由多個私人性獨立個體集合成一個公共領域去討論有關的時事或政治議題。另外,美國哈佛學者Robert David Putnam亦提出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的學術慨念,認為近年來歐美流行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會影響傳統社區的社會資本例如信任、互助等。即是他的研究認為種族多元化(ethnic diversity)跟社會資本的關係是呈反比出現(negative correlation)的。換言之,多元化愈高,社會資本便會愈低。

以上提到的公共領域、公民社會、多元化、社會資本等概念是有其物理上的地域限制。傳統的社群有其地理上分布的特徵,例如一名住在美國加州的市民有自己地區的社區群組,而他們之間的社區關係便是社會資本。但近年來互聯網和網絡社群的出現正打破以上提到的舊有界限。網絡社群跟傳統社群同樣提供了一個自由表達意見的平台,但同時背景不同的獨立網民可以在這個公共領域上討論一些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的熱門議題,無形中形成了網絡上的社會資本。

但跟過去傳統概念不同的是,網絡這個全新的公共領域,以打破舊有的姿態出現,同時為社會帶來了極大的改變。根據美國UCLA學者Marc A. Smith的"Voices from the Well : The logic of Visual Commons"一文認為,網絡的功能便是打破舊有的地理限制,除了網上速度外,網民跟網民之間已經不再有任何分隔。在公共領域方面,舊有地理空間界限在網絡世界中消失。

更重要的是,多元化主義與社會資本的關係不一定成反比,更有可能是正成比。因為在網絡上它吸引了來自社會上不同階層、背景、種族、學歷的網民,他們以獨立的身份,到各大論壇討論一些網民關注的議題例如公共政策和政府政治等,有些更甚至使用社交網站如Facebook、 Twitter等發布消息,從而動員來自社會各界別的人共同去參與一些社會運動,這種零成本高回報的網絡動員,無形中形成了互聯網上的社會資本。換言之,這亦證明多元的網絡文化不一定減少社會資本,反而有助增加了社會資本,而這社會資本正好影響着政府的政策構成影響力。換言之,網絡的發展令政府的政策及外交方向漸漸受到影響。根據中國國務院的資料,截至目前,中國網民人數已達4.04億人。可見這個網絡人口加上國內民族主義的情緒正好影響着內地的外交方向及互動。就以Google退出中國的案例,正好再次成為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及內地的網絡社群發展對外交的啟示。

從民族主義及網絡社群解構Google退出中國的民間回應

月前Google宣布正式退出中國這個龐大的市場,所觸發的影響已經不止是純粹商業決定,而是有一定政治意味的決定。2010年1月12日,谷歌首次在其官方博客宣布,他們面臨不同程度的網絡攻擊定期。例如,在12月中旬,一個高度複雜的和有針對性的攻擊的來源地是中國企業。根據谷歌的聲明,它認為北京主要目的是獲取中國維權人士的Gmail帳戶。因此,他們呼籲檢討其在中國的業務。 1月23日,他們宣布停止設限的搜索服務,用戶訪問 Google.cn將被直接引導到Google.com.hk。

谷歌退出中國事件在網絡上出現了熱烈的討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互聯網局官員評論說,谷歌已經「侵犯其書面承諾」及是「完全錯誤的」,停止設限其中文搜索結果,並指責中國涉嫌黑客攻擊。官方對谷歌的無理指責表示不滿及憤慨,更進一步補充說問題由純粹商業決定變成政治化問題。在網絡社區內,批評谷歌的網民普遍擁有共同的想法及分析。更加極端的想法是谷歌跟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聯繫,負責在美國國土安全上提供資訊及建議。他們認為谷歌利用自由及民主的口號來換取聲譽。有些更加懷疑谷歌是否真正面對黑客入侵的問題,特別是谷歌擁有先進的科技及技術。一般來說,反谷歌的一方普遍側向於將問題政治化,許多論述都是建基於陰謀論而不是官方發布的消息。

同時,內地的網上社區有部分人對於中國官方的論點及以上回應表示疑惑。「親谷歌」一方的共識是認為北京把它作為一個純粹的商業決定是不合邏輯的,只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時代週刊》排名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博客韓寒,也表達了他對中國的自我檢查的失望,一些優秀的網站例如YouTube和Facebook已經離開中國,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內聯網體系」。

谷歌事件在內地網絡社群觸發了新左派跟自由派之間的兩極回應。新左派認為應該加強中央政府的權力﹐從而解決社會不公的問題﹔自由主義者則認為應該基於西方的自由民主價值觀﹐去解決中國現有的社會及政治問題。鑑於兩大陣營之間過去十年競爭的僵局,中國政府是不可能在任何網絡社群中獲得任何一方壓倒性的支持。無論北京的言論及行為多麼合理或不合理,肯定都會得到一定數額的支持。這可能是未來中國網絡民族主義及外交的遊戲規則。

香港在Google事件的「意外」角色

Google退出中國事件是其中一件令人值得注意的跨國企業行為模式 ﹐Google將會退守香港,而且將用戶訪問 Google.cn直接引導到Google.com.hk,令香港一夜之間成為了Google所代表的企業自由、民主價值良心vs中國政治代表威權政體的中介。正如Google的聲明表示﹐「訪問 Google.cn 的用戶從現在開始將被指向Google.com.hk,在這個域名上,我們將提供未經審查的簡體中文搜索結果,這些為中國大陸用戶設計的服務將通過我們在香港的服務器實現。香港地區的用戶還將繼續通過Google.com.hk獲得跟現在一樣的、未經審查的繁體中文搜索服務」。Google的舉動正好利用了香港「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空隙,退守香港作為業務根據地﹐為日後重返內地市場埋下伏筆。谷歌高級副總裁、公司發展兼首席法律顧問多姆德(David Drummond)發表以「對待中國的新策略:更新」為題的文章,指出在谷歌香港網站將提供未受審查過濾的中文簡體的搜索結果,「這是專為中國大陸用戶特別設立的服務」。當我們報道Google退出中國時,其實應該說「退出中國內地市場」而已。

是次Google退出內地事件﹐在內地引起新左派和自由主義者的不同反響﹐卻令西方左派知識份子以及反全球化份子對之另眼相看﹐一改將跨國公司視如為東印度公司般一樣臭名遠播、缺乏企業社會責任的看法。由於Google的行動表面上跟奧巴馬政府表明擴大網絡自由的觀點不謀而合,印證了非國家團體(non-state actor)支援主權國家外交的潛能。

我們不應隨便將它與昔日以英屬的半官商機構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因為無論法律及商業性質上,Google是完全獨立於美國政府的私營跨國企業。當然﹐究竟Google是否如外界陰謀論式的猜測一樣,私底下跟美國的中情機關進行外交配合﹐就不得而知。雖然Google暫時失去內地的市場,但「意外地」贏得了美國的外交政策的配合、國際道德制高點以及美式文化外交的霸權地位(事實上,Google在內地的佔用率不及百度)﹐得着甚大。

中國方面﹐在這次爭議只是以內地的龐大市場作籌碼,在西方眼中難免失去道德高地。那中國如何跟Google作議價能力?答案便是香港。 Google轉戰香港﹐除了代表為日後重返內地市場作準備外,更意味着香港在整個大中華地區的言論自由得到肯定﹐以及成功落實「一國兩制」。如果香港特區政府順水推舟,發表官方聲明表示支持Google的業務由內地轉移到香港,重申香港尊重「自由貿易、資訊流通」的自由主義口號﹐香港可以進一步在外交上成為中方的白手套﹐跟美方的外交棋子Google作出非正式外交回應﹐同時保住北京面子﹐符合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發出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網路局負責人表示「中國政府堅決反對將商業問題政治化,對谷歌公司的無理指責和做法表示不滿和憤慨」的聲明。這也可以加強香港國際上的獨特性,方便日後進行更多的「次主權」外交,為北京拓展更多外交利益。可是﹐這只是因為理論上或實際上,香港特區政府沒有這樣的勇氣及機制。更重要的是內地的網絡民族主義,會令香港在是次 Google事件的涉外關係功能上阻礙了其界限。

中方在日後外交政策上﹐或多或少都會受制於內地的民族主義情緒,那麼香港發揮次主權的潛能﹐有可能在未來觸動更多民族情緒,這反而會局限了北京外交可用的工具和籌碼。由此可見﹐了解網絡民族主義﹐並僅僅是學者的事﹐也是中港兩地政策制定官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