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11

沈旭暉:陳馮富珍與香港次主權外交

【亞洲週刊-國際制高點】談及香港的次主權外交,在H1N1依然橫行的多事之秋,自然不能不提香港土產的國際領袖﹕世衛總幹事陳馮富珍女士。她不同李嘉誠、董建華,得以衝出香港,全靠北京提名和信任。但中國為什麼信任這位愛國人士眼中的「港英餘孽」,來處理關鍵的國際事務﹖這就是香港次主權之價值所在。

今天陳馮富珍已就職良久,但我們回顧選舉,卻發現單就履歷而論,她無論在中國或國際,都不是完美人選。國際頂級衛生期刊《刺針》(Lancet)在對比所有候選人素質後,認為陳馮富珍「在政策執行和制定方面都經驗不足」﹔世衛從前對她的介紹,只略略提及她「有效地處理了本土禽流感和非典爆發」,其他人的國際經驗都是長篇大論。反而是北京著重推介她的西方專業背景和技術專才身份:「陳醫生任衛生署署長期間,管理七千名文化及專業背景各異的員工及近五億美元的財政,成功展示了她在人力資源和財務管理方面的能力。」

但論這些能力,就是中國內部也有更常規的其他選擇,例如出自中國本土的劉培龍醫生。劉培龍在法國雷恩大學畢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得公共衛生碩士學位,一九七二年開始從事有關非洲的衛生及健康事務工作,一九九八年出任中國衛生部國際合作司司長,負責中國和世衛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協調,國際經驗遠比半途出家的陳馮富珍豐富。二零零三年,當時的世衛總幹事李鐘鬱原希望提名陳馮富珍接替大衛·海曼 (David L.Heymann)出任傳染病科行政總監,據說北京卻支持劉培龍,妥協結果是李鐘鬱委任一名非洲加納專家出任傳染病科總監,劉培龍出任助理總幹事,陳馮富珍則出任人類環境保護司司長。這反映中國領導對陳馮富珍原來並不完全信任,她在國內也不是眾望所歸。

直到世衛總幹事公開競選,劉培龍被視為對西方行政體系接觸有限、在非典危機與中國威權政體合作的華人,勝算被評估為不高。那時候,陳馮富珍的香港身份、非政治化的技術官僚包裝,才變成北京的秘密武器,足以淡化北京處理非典的封閉形象。即使陳馮富珍在香港處理非典備受批評,她在這樣非威權政體的行政管理經驗,已足以把其他中國競爭者比下去。

事實上,西方一方面希望把中國吸納進跨國體系領導層,另一方面對中國人掌握國際組織依然有戒心。一來共產國家任命實權人物的典型慣例 (nomenklatura),通常禁止官員在國家利益受損時公正行事﹔二來中國的單一政體與西方的分權制衡理念機制相悖,不少內地官員對體制不同都毫不明白。例如中國農業部一名官員賈幼陵反駁批評中國應對非典措施時,曾私自引用「陳馮富珍和世衛支援」,其實那時世衛還未發出官方聲明。而中國唯一有分權傳統的非單一政體,就在香港了。

陳馮富珍私下對北京的支持自然表示高興,但在全球舞台上,她很懂得強調其全球化的身份,與北京保持禮貌的超脫距離。她當選後的就職演說,就刻意淡化中國色彩:「所有的地區、國家和人民都同等重要,這是一個全球的衛生組織,我們的工作必須關注到每個人、每個地區的生活。」在演說中,「中國」、「北京」、「中央政府」這樣的詞彙幾乎從沒被提到,「全球」和「國際」這兩個詞出現的頻率則最高,達十四次。在記者招待會,她不管香港記者的要求,堅定拒絕使用母語廣東話:「我不能給你們特別優待。」更令中國民族主義者感冒的是,她自稱「國際公務員」,說:「不再想我的國籍,把它放在身後。」

上述競選方針不僅沒有讓北京不快,反而受到鼓勵。為了確認陳馮富珍的「超然」,中國官員屢次否認對其日常工作有任何干預,甚至將她稱為「鐵娘子」,以塑造大公無私的形象——其實香港人從來沒有這樣看她。競選結束後,她和中國衛生部長高強分別召開記者招待會,就宣示了他們的各自獨立。筆者曾訪問參與陳馮富珍競選的香港官員,他們明言說由於陳馮富珍可以同時以局內人和局外人身份與北京交流,既是中國與國際接軌的最理想候選人,同時也是讓中國遵從國際標準的最佳人選。假如她在整個任期保持超然,適當批評中國衛生狀況,那對中國的國際地位會是正面宣傳,反映中國在全方位擔當「負責任國家」,也證明中國擁有國際級人才。同時,她的香港身份被肯定,更開啟了中國未來改變單一政體的可能性。與此同時,這案例正面肯定了香港人相對於內地人的優勢依然存在,開啟了港人參與國際組織的公式,對香港也是難得的宣傳。外交部官員私下談話時曾透露,北京正考慮「複製」陳馮富珍模型,擬邀請另一港人競逐國際組織。究竟這是任志剛還是別的,目前不得而知,但對香港次主權外交而言,假如陳馮富珍的特例能變成常例,無疑是一個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