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6-06

安裕:香港人的大小說

熟朋友都知道我對台灣作家劉大任情有獨鍾,是除了松本清張之外的最愛。

我必須承認我與劉先生有過數面之緣,其中一次是在香港的朋友聚會,其他的都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

劉大任當然不會記得曾經見過或點頭的人裏有這一號人,然而這從來沒有困擾我,作為一個經歷大時代的知識分子,劉大任自有其牽掛,這包括了保衛釣魚台運動以及他的寫作,那是相等於美國文學體系裏的美國大小說(The Great American Novel)的作品,是借劉大任的詮釋,把信念融入民族或文明系統的血肉之作。

這個星期可以記下的實在太多:從強搶民主女神像到中大拒納民主女神到十五萬人維園痛悼六四,表面上這是六四二十一周年發生的大大小小事情,然而從歷史角度來說,這是我們香港人的大小說,是一部延綿二十一年的大小說。

劉大任是我在美國生活和學習年代的英雄。當我們在北加州的日炙和紐約州的寒風之中,日復一日埋首於H1、H2、BA、MPhil、PhD 這大堆英文字母時候,劉大任沒有在這些之前跪下叩頭,這很大程度是我此後至今的人生燈塔。劉大任是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在加州大學克萊分校攻讀政治學博士時,美國華人社會爆發了第一次保衛釣魚台運動。劉大任迅速投入其中並擔任了主要角色。由於劉大任當時是持中華民國護照,而保釣運動被視為向中華民國政府挑釁的「中共統戰陰謀」,劉大任的護照被吊銷。這便是劉大任在《紐約眼》一書中的自, 「保釣保到山窮水盡」。在美國生活過一星期的人都知道,沒有護照即是沒有身分,沒有身分在美國即是沒有一切。劉大任在他每一部書扉頁的作者介紹都有這麼一段:一九六六年就讀美國加州大學克萊分校政治研究所。因投入保釣運動,放棄博士學位。

沒有浪費了的熱情

六十年代華人學生在美國頂級大學能夠攻讀社會科學博士的不多,我還記得,到了八十年代末,哥倫比亞大學的港台學生,還在孜孜討論六十年代的薛君度博士,好客的薛先生是哥大政治系那時極少有的華人學生。劉大任義無反顧在保釣洪流奮力為祖國而戰的一刻,他必須拋棄穿上博士袍之後所能夠獲得的一切。今天看來,劉大任前半生道路無疑帶點點革命浪漫主義色彩,當人們知道,當年權傾一時的蔣經國託人帶口訊給劉大任,希望他好好讀書不要再搞保釣運動,為這一重浪漫色彩添上了一抹傳奇。然而劉大任還是沒有理會,他鐵了心要在保釣運動投入更多的自己。同一時間,大量台灣留美學生都像劉大任那樣放棄學業和護照,縱身跳入這場洪流,儘管若干年後,他們發現台峽兩岸的兩個政府,都對釣魚台欲言又止,沒拿得出一份令國人信服的勇氣。

過後多年,劉大任沒有感到一己的革命浪漫主義激情被出賣,他在《紐約眼》散文裏從無一絲悔恨和自嘲,雖然劉大任說到他的園藝生涯高爾夫球日子以至於和兩個兒子的關係時不乏令人莞爾的章節,可是這種態度從無出現在保釣的任何一篇內容。與張系國同樣以保釣為焦點的長篇小說《昨日之怒》,念社會科學的劉大任,比起念電機工程的張系國,少了幾分自我檢視的科學主義,卻多了幾分自我救贖的人文精神。台灣評論家南方朔說,劉大任沒有像其他保釣文學那樣,對那個大時代作出更多的理解,以跨出過去長期以來被人貼上的失敗標籤。旨哉斯言,劉大任的視野已然跨越得失勝敗世俗層次,他道出了人生之中沒有浪費了的熱情這種事,人生留下的足其實蘊含另一個隱喻,在荒謬世代爭取自由過程裏,留下一些不讓人生變成荒誕的印記。

香港巿民同樣是做劉大任的工作。當王丹六月五日在facebook 上嘆息「近來台灣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居然還是香港僑生舉辦的,台灣的年輕人,你們不羞愧嗎?台大學生會的同學們,你們拒絕主辦的時候,不覺得自己很無恥嗎?」的時候,正紅旗下的香港卻沒有放棄,巿民都在編著自己的一部大小說,人人的大小說融匯為一部香港的大小說。二十一年來,香港社會就是有一群人心不死的巿民,每年六月四日風雨不改,黑衣往身上一披,坐車走路來到維多利亞公園,默默坐在偌大廣場的一角,點燃起一根蠟燭。

不容青史盡成灰

這裏頭沒有錢銀轇轕的牽涉,沒有權位爭逐的利益,只是一同為一個信念走在一起。從實利政治的角度而言,當民主派說要與北京溝通對話,當港人朝北望認定這是香港唯一的出路,當博文約禮變成「政治中立」的當兒,這些善良的百姓無懼犬儒的嘲笑和扭曲,在自己的人生找到「不信青春喚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的肯定。

像劉大任的大小說視野也在日本作家山崎豐子身上看到。一些朋友最近看過日本電視劇《不毛地帶》,覺得很有意思。我沒有看這劇,但山崎豐子這部成書於七十年代末期的長篇小說倒是粗略讀過,書的內容是通過二戰被蘇聯紅軍俘虜的日本軍官壹岐正的職場重生經歷,勾勒出日本戰後的政治氣候,從石油危機到首相田中角榮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皆一一預言說中。

相對日本社會流行的私小說,即只談作者身邊瑣事的小說的純文學,山崎豐子筆下萬言的便是社會小說——以國家命運為經,以人物經歷為緯,一管筆寫出天下大事,給世人敲響警鐘。匈牙利文藝理論家盧卡奇曾經說過,世界文學的優秀作品都是歷史小說,重要的不是複述歷史上的大事,而是藝術地喚醒在這一事件中形成的人。大陸上曾有人說過,香港不是容易讀通的一部書;從六四事件二十一年後的今天仍有十五萬人參加燭光晚會,共同譜寫這部香港人的大小說,在這一刻,香港這部書不應以「不能讀通」來形容,事實是準備讀這書的人根本就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