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9

沈旭暉:保釣船折返之謎——解構中策組委託研究的香港「次國論」

日本釋放中國船長,但數度被特區政府阻撓的保釣船繼續爭取出海,更擬提司法覆核。這是繼曾蔭權菲律賓電話案後,香港涉外關係又一指標性事件。

自從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教授批評筆者以「次主權」形容中央授權下的涉外關係「用詞不當」,筆者放下西方論述,重新從政府網站下載了中策組去年12月委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撰寫的《國家外交政策下香港在鄰近地區的角色與作用》報告,才恍然一切早有指示。我們都肯定中國主權不可分割、外交沒有主次、國家只有一個,但根據這報告,原來香港涉外關係屬「次國家政府外交理論」(以下簡稱次國論)延伸,又名「次級外交」、「多孔主權」,「對於從規範的意義上全面認識、發展一國兩制下香港對外關係具有相當的理論指導意義」。報告認為「在後冷戰時代國際主權呈現分散化趨勢」,「要充分發揮香港在中國外交中的作用,最重要的一點是活用一國兩制精神,在新形勢下解放思想」,「中央不方便做的事亦可由香港來做」,立論遠比筆者大膽。筆者原認為次國論比次主權敏感,又有李登輝兩國論影子,不過既是中策組正式公布的公帑研究,上國院是國家外交重要智囊、美國眼中的半官方智庫,院長又是外交部長楊潔篪親弟,相信用詞是不會不當的,是不會推廣港獨的。

保釣船能否做「中央不方便做的事」?

根據上國院次國論,香港有政府層面的次國外交,也有非政府的民間外交。保釣船能否做「中央不方便做的事」,又或它牴觸了官方外交該如何,值得以學術角度探討。特區政府以本地行政法規阻撓保釣船,被普遍視為配合國家外交,但相關行為屬民間範疇,斷不會以此公開辯解。然而萬一海事處不能自圓其說、或被裁定敗訴,政府難免要解釋為何選擇性執法、甚或錯誤執法。這是尷尬的,因為真相(事涉民間外交)又是一個不能說、只能做的公開秘密。

港人保釣會否被演繹為官辦?

根據基本法,外交自然由中央負責。但假如特區政府不能釋除對阻撓保釣船的疑慮,民間外交或成為第13條的灰色地帶,港人難免誤會日常行為被劃入民間外交,就獲特別看待。不少朋友出國參與社運、當民間記者,拿的是遊客簽證,根據阻撓保釣船的尺度,應已不能成行﹔他們既能成行,則為何阻撓保釣﹖何况賣一件玩具也可以是民間外交,但當事人還是商人﹔路過政府建築物搖頭,在朝鮮一類友好國家更是民間外交,但當事人還是遊客。純粹旅遊比純粹打魚、純粹租房更難定義。

特區政府配合國家外交自屬應份,但假如「用法不當」,只會像劉教授言,「容易引發不必要的政治爭論」。說到底,港人保釣會否被演繹為官辦?筆者曾接觸日本政府朋友,據說他們認為假如當事人是政客,即政治﹔非政客,還算民間。特區政府與其冒司法覆核的風險,倒不如由外交部駐港公署名正言順規勸﹔屢勸不改,則應加強對外宣傳民間合法行為不代表官方,這才符合上國院次國論的彈性。當然,另一可能是中央說明凡是外交部在任何時候定義的民間外交,即不屬基本法授權範圍,需向中央時刻請示,但目前連北京也不願這樣管內地的民間外交。其實,若沒有1970年代香港的次國保釣,這議題怎能在大中華開展﹖港人被阮次山前輩稱為「三等公民」,但日本對我們的「次壓力」,還是重視的。

次國論雖來自上國院、中策組,但國情複雜、港情更複雜,其合法性必須有待嚴謹考證出次主權等同港獨的諸位前輩確認,才可脫離偽學之列﹔說不定這份只發表數月的報告已被全盤否定,亦未可知。筆者才疏學淺,只盼香港涉外關係能貢獻中國﹔諸位前輩學術水平之高,有目共睹,學養之好,朝野共讚,清譽之隆,賢愚共知,盼能再指點迷津。

■中策組報告原文:

http://www.cpu.gov.hk/tc/documents/new/press/China%27s%20Foreign%20Policy%20and%20HK%27s%20Position%20in%20Regional%20Developments.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