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09-26

黃國鉅:威瑪青年與香港青年——與陳健民商榷

讀過陳健民於九月六日在《明報》一文〈不安世代與威瑪文化〉、馬國明九月十二日對陳的批評、以及陳於九月二十一日的回應後,本來以為只屬於如何詮釋德國文化歷史的學理之爭,大可隔岸觀火,但細心多看,發現其實牽涉到香港政治和青年人的理解,實在饒有趣味,決定加入戰團。從天星、皇后、反高鐵、公投、政改,香港青年或所謂八十後的不滿和憤怒,彷彿橫空出世,令社會學者手足無措,或頂多以世代之爭來分析之,但究竟應該如何理解,都未見有成熟深入的探討。陳君借用德國威瑪時代的年輕人躁動不安來理解之,雖然生安硬套,但無論贊成與否,延續這個討論,卻對理解我們這個時代有長遠和深刻的意義。

首先,觀乎陳文對威瑪文化的理解,似乎主要來自Peter Gay所著Weimar Culture: Outsider as Insider一書,而此書可以爭議的地方甚多,其中關於歷史理解問題,馬國明一文已經指出甚多,這裏且不一一細表,亦非本文目的。但陳君最值得商榷的是他的結論,他以德國藝術運動「新客觀性」來比喻香港政治上的中間路線,可謂牽強無倫,甚至以此支持普選聯的「一步一腳印」爭取民主,又以Gay所引用的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關於木匠的話(其中實在又夾雜了Gay自己的話,見Peter Gay頁127)來支持這路線,更是無厘頭之至。陳所講的「新客觀性」,原文其實是Neue Sachlichkeit,意思應是「新事物性」(翻譯成「新客觀性」並不準確,恐怕是英譯New Objectivity引起的誤會),是一場反對表現主義浮誇風格的視覺藝術運動,主張回歸事物本身,以現實主義與批判社會為己任,其中最有名的如 Otto Dix,對威瑪時期政治上和社會上的糜爛和荒唐有辛辣的諷刺,本來就沒有什麼政治上左中右的明顯分界。(Gay把左派的布萊希特歸類為「新事物性」,也令人一頭霧水。)陳君的詮釋,恐怕是受了Gay的影響,因為Gay也有討論到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小說《魔山》,裏面提到主角青年Hans Castorp如何周旋於左派國際主義與右派神秘主義之間,最終戰死沙場。但小說《魔山》無論風格或立場,與以視覺藝術為主「新的事物性」,可謂大纜都扯唔埋,以托馬斯.曼的小說來閱讀「新事物性」藝術運動的政治含義,更是Gay的一廂情願。企圖以一書理解一整個時代的文化,然後挪用片言隻字作政治論述,危險之處自不待言,此為一例。

厭倦當權者謊言走向街頭

然而,這些都是學理上的爭論,更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威瑪青年和香港青年的異同。德國威瑪文化絢爛悲壯,早已經成為所謂不安時代蓬勃文化的表表者,也常被人用作理解不確定時代的典範,早在一九八○、九○年代,已經有本地社會學者以此來比喻香港當時所謂九七大限之下本地文化的輝煌與不安。但歷史不會簡單重複,每個時局的出現自有其獨特的背景,如一九二○、三○年代的德國激進運動,也有它的國際因素。自一次大戰之後,舊有秩序崩潰後留下真空,加上群眾政治的興起,俄國革命之後的赤色恐懼,以至民主不穩定,和左右政治你死我活的鬥爭,都是一整個時代的獨特產物,類似的故事在西班牙、意大利、日本、甚至中國都出現。整個大趨勢,是在舊有貴族和帝王式的威權秩序瓦解之後,民主尚未成熟而造成的不穩定,加上德國浪漫主義傳統等等,年輕人和群眾對議會民主缺乏耐性,不論左右,渴望一種新的秩序出現,種種因素,令群眾和青年成為政治極端主義的土壤。

然而,香港發展方向剛剛相反,我們不像威瑪共和那樣,可以民主選舉國會和更換政府,也不是從威權走向民主再走向新的威權,反而是從舊有的半獨裁,渴望走向民主的明天。香港的年輕人不是不要民主,而是要更多民主。他們對議會政治的不耐煩、不信任,不是源自虛幻的極端意識形態,也與佛洛姆所講的恐懼自由無關,而是來自對現實的認清,對裝飾性半民主的厭倦。因為舊有秩序不斷延續,從港英殖民時代遺留下來的政治特權,到特區政府將之強化鞏固,造成各種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公平,他們不只耳聞目睹,甚至可能感同身受。他們對「循序漸進」、「一步一腳印」等口號不信任、不耐煩,不是他們不會實事求是、躁動不安、追求浪漫,反而是被這些口號欺騙過後,更學會實事求是,明白只有用抗爭才能換取當權者兌現承諾。他們不是像Gay說的那樣,沒有自己既有想法,只求浪漫、冒進,崇拜尼采海德格,先去行動,後去思想,成為納粹政黨的獵物,而是對社會問題有了認識才去行動,還刻意跟政黨保持距離。所以,與其拿遙遠的德國威瑪時代來比較,不如拿八九十年代的韓國、台灣,甚至中國大陸一波波的民主運動來比,那些年輕人厭倦了被當權者美麗謊言愚弄,發現了承諾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於是走向街頭、訴諸群眾。這與Peter Gay所講的激進政治,可謂相去千里。

錯用歷史抹黑年輕人罪過

所以,與其說香港年輕人追求浪漫、躁動不安,不如說是在謊言破滅、認清事實之後的憤怒。他們在「國民教育」、「唱國歌」、「升國旗」中長大,但一次六四二十周年、劉曉波、譚作人、豆腐渣工程、大頭奶粉等等,讓他們發現這個國家、這個政權的真面目,轉而去燒共產黨旗、展示雪山獅子旗,闖一些中年人不敢闖的政治禁區,說一些中年人心知肚明但不敢宣之於口的話。這種發現被騙的憤怒,與陳所講德國年輕人的浪漫躁動,何止是兩碼子的事。對客觀事實的認知,和政治行動上現實主義,屬於兩個範疇,不可混淆,所以若真的要勉強講所謂「新事物性」,陳文所講的所謂中間路線、「一步一腳印」,頂多是政治行動上的現實主義和妥協,與客觀事實的認知不一定有關係,甚至可能是昧於客觀事實的結果,與「新事物性」的精神相悖。

相反,陳君眼中躁動不安的香港年輕人,有時候甚至會喚醒我們去認識客觀事實。這裏不妨舉一個新近的例子﹕剛過去的藝術發展局範疇代表選舉,「八十後文藝青年」高調參與,無論贊成他們的參選理念與否,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他們的行動,已經喚醒了其他人關心藝發局這個機構的各種弊端,以至選舉公平性的質疑,甚至有人從來不知道自己是選民,有權參選,經此一役才如夢初醒。藝發局這類機構,有點像香港政治的縮影,尤其是立法會內的功能團體,只不過其他人長期聽任由之,不聞不問,卻等年輕人把這個皇帝的新衣揭穿。要感到汗顏的,應該不是這些八十後。

年輕人有理想,但並不代表他們不懂現實,只不過不同世代之間所認知的現實有所不同而已。我們或許可以用世代之爭來理解八十後,卻應警惕不要連自己也墮入世代之爭的陷阱裏,把自己不理解的下一代,肆意貶低。等如號稱爭取民主的人,不應該喜歡的時候就說為人民爭取,提出擴大區議會方案的時候就說要信任選民,不喜歡的時候就動輒把訴諸群眾的行動打為「民粹主義」,而不去考究所謂「民粹主義」的基本定義。本來歷史是開放給我們詮釋的,借古鑒今,引發討論,也是好事,但如果錯用歷史,抹黑了我們這些可愛的年輕人,實在是罪過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