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0-17

陶傑:佩琳主義/文學的功能

美國朋友來香港,說那邊的知識界,冒出一個新名詞,叫「佩琳主義」( Palinism)。

佩琳是上屆副總統候選人,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家庭婦女。大選輸了,但佩琳沒有輸,依然踴躍發表強烈的政見,在東岸振興二百年前的波士頓茶葉黨,排外、反伊斯蘭,不斷向台上的奧巴馬叫陣。

右翼立場,本來無所謂,但佩琳是一個沒見識的主婦。她以目不識丁為榮( She is proud of knowing nothing),同時「蔑視專家和精英」( And contemptuous of those"experts" and"elites" who are too knowledgable to be trusted),因為精英讀書夠多,但書讀得越多,越不可信。

這就是「佩琳主義」的精神。不止美國,香港早就以反智為樂。以不必讀經典為主流。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沙說:「讀文學,能抗拒極權」,看看香港今日的處境,就是不讀文學付出的共業代價。

但是,我告訴來人:所謂佩琳主義,不就是東岸的知識份子培養出來的?書讀得越多越蠢,你看東岸的美國左傾知識份子如喬姆斯基( Noam Chomsky)之類,越有知識,越左傾幼稚,以「寬容」為名,行叛國之實,危害國家利益,與拉登隔海唱和,超過了美國公眾能接受的底線。佩琳有選民基礎,不久前揚言要焚燒可蘭經的那個神父,也很有市場。

愚昧先由極左的知識份子醞釀成氣候,再由極右的民族主義狂人反擊。世界非黑即白,就容不下理性中庸。美國一個家庭主婦,不必有哈佛耶魯學位,她自己的名字,就成為一個「主義」( ism),並變成「學者」研究論述的對象,考進哈佛,要 GMAT一千分,體育和辯論科科優秀,但佩琳不必識字,卻可以自創門派,這是美式笑話。

我想起一九九七年殖民地政府回歸之後,香港也有「學者」提倡一門「社會政治課」,叫做「董學」。愚昧起來的時候,中西交叉感染,病情相當一致。佩琳是真正的美國人,她再無知,卻無人否認她「愛國」,因為,最終「愛國」這個詞彙的終極墳墓,與「自由」一樣,就是愚昧。這一點,可就說來話長了。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約沙說:讀文學,可以抗拒極權的洗腦。

此話說對了最多一半。首先是要看哪一國的文學。中國文學兩千年,許多詞家詩人,他們也從小讀文學,看紅樓夢和桃花扇長大的人,不見得能抗拒強權,反而屈服於專制,或變成奴才狗腿,中國知識份子郭沫若即是典範。

中國文學有太多哀傷,缺乏激情,即使偶有一兩篇如正氣歌,反抗蒙古人侵略,卻並無反抗極權,因為文天祥至死也向南宋的趙家朝廷效忠,宋朝的皇帝再開明,始終還是極權。

拉丁美洲文學多反抗的主題:聶魯達的詩,培格的小說「蜘蛛女之吻」,馬奎斯的「百年孤寂」,看了令人血脈澎湃。本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是南美洲作家,眼中的文學是拉丁美洲作品,不要誤導世界:許多國家的文學,不但無助於抗拒極權的洗腦,這些「文學」本身,像中國文化大革命時農民作家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艷陽天」。就是極權洗腦的工具。

讀英國文學,多一點抗拒極權洗腦的營養抗體。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是其中雙璧。但是也要看讀者的智商,如果把「動物農莊」當童話,把「一九八四」當科幻,看了之後還會是老天真,像中港台學院裏許多教英國文學的講師教授。

所以民國時代,讀通了英國文學的幾位,像梁實秋,一九四九年都不會留在北平,因為梁先生終生翻譯莎士比亞,莎劇裏有教人識別極權的抗體。錢鍾書也讀了許多英國和歐洲文學,見識就差了一點,沒有移民,但終究懂得閉嘴,沒有昧着良心像郭沫若一樣做許多下賤的事情,像他的字號,叫做「默存」。

為中國文人所輕視的武俠小說也有抗拒極權洗腦的作品,像金庸的「笑傲江湖」和「鹿鼎記」,還有倪匡的「六指琴魔」。但覽賞文學,也要有水準的市場。總的來說,讀文學令人豐富了感情,讀哲學令人思考清晰,讀史學令人鑑古識今之愚妄。香港是個做生意的地方:數理化工商管理的書籍多,文史哲沒有人讀,這樣的社會,不可能有成熟的民主制度,但沒有民主,也是死路一條。英國人熟讀奧威爾,內心都知道,文學是名山大業,許多名堂,妙在不必說白點破,泡一盅茶,合上作品之後,笑賞周圍的囂鬧,洞若觀火,文學至少教人看透,包括謊言,而看透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