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06

沈旭暉:80後「問題」——問題是50後的超穩定結構

青年議題不是筆者的研究興趣,惟因Roundtable在過去一年完成了數項相關研究,令筆者深化了對「第四代」或「80後」的一些觀察,相關數據及建議將刊於與同事的合著,作為這題目的小結。

假如我們以比較政治學向外國學者介紹香港的80後「問題」,他們會發現,這是一個謎。無論與1960年代「六七」還是1970年代保釣青年相比,當下80後社運的激進明顯不及,對政權的挑戰比從前小,人數與火紅年代相比是小巫。無論是西方左翼示威還是右翼基要運動,訴求、規模、表達手法都比香港激烈百倍。就是靜態的,在不少地區(例如非洲新興民主國家),青年選民是最熱中政治的一群,香港青年選民的投票率則持續偏低。

在以上案例,政府都沒有為解決青年問題搞「青年高峰會」,它們明白問題並非出在青年,而在結構。假如80後真是一個問題,問題根源並非他們比前人激進、懶惰、心急上位這些「被標籤」,而是他們被灌輸要以同樣方式向上流動,卻多未能得到前人的成功。青年因期許落差而反彈,制訂潛規則的一代則反過來無限放大上述反彈,以反證80後的激進、懶惰和心急上位。有了這三大稻草人,「青年問題」有了定義,結構性問題就得到保護。例如有「80後蠢蠢欲動、90後來勢洶洶」說,把上一代「苦口婆心」勸年輕人努力、年輕人「並不領情」對立,就是典型。雖然這類白描抒情文不被嚴肅閱讀,但反映了世代間根深柢固的成見。

六成受訪青年不感覺向上流動

什麼是結構性問題?在其中一項研究,我們以問卷調查訪問了433名第四代港人,另有兩項研究訪問了16至24歲的數千個街頭樣本,因委託所限未能公開,但觀點大致相若。數據顯示,受訪青年對社會流動普遍悲觀,有32%認為現時身處的階層比覺得應處的差,17.3%認為身處的階層比不上父親(在自己 14歲時),16.2%認為比父親現時條件差,最重要的是高達60.3%不感覺正體驗向上流動。有趣的是,同時62.8%受訪者卻認為自己有機會向上流,「靠自己努力」被視為提升階層的主要途徑(75.9%),教育對向上流的作用被堅信,家庭出身的決定性被低估(相關統計關聯分析將於拙作補充)。這些觀點源自回歸後的主流論述﹕社會出現中產沒落的假象,社會提倡復興「香港精神」,強調新一代應透過自身努力改善地位,延續中產夢。

然而就是通過傳統的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納菲爾圖譜(Nuffield scheme)等框架,以職業為劃分階級分析香港社會流動,也會發現不同階級向上流的機會從不相同。就是在被建構為「香港精神」高峰的七八十年代,社會流動性也屬「開放而不公平」,數據上,勞動階級向上流依然困難,獅子山下精神只是勝者建構的故事。以這故事讓下一代望梅止渴,原已可商榷﹔當中產階級希望「世襲」這個流動公式予他們的下一代,其他人就望梅也不能止渴了。

以80後寄予厚望的教育為例,根據吳曉剛2008年的研究,下一代的教育程度明顯隨父母收入而上升,影響其程度的最重要因素包括家庭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個人努力並非決定性。更甚者,其階級性近年愈趨明顯﹕當下由幼稚園對家長的階級評估、對兩歲孩童兩文三語的病態面試,到小學殺校、中學縮班、大學拔尖一條龍,都有明確犧牲者,80後對上一代的教育公式自覺犬儒。學士、碩士學位愈來愈多、愈來愈貶值,我們從第二代領袖的訪談發現,在不少僱主心目中,今天普通大學畢業,不過等同上一代高中畢業。但對青年當事人而言,大學畢業了,自然有上一代大學生一樣的期望,箇中落差,從未被正視。副學士、私立大學,更是飲鴆止渴。

失衡的並非「世代」 而是「時代」

坊間常以為第二代佔據位置導致第四代抗爭,這是誤會﹕失衡的並非「世代」,而是「時代」。第二代的位置不少是自己開拓得來,當時有開拓遊戲的空間﹔ 純粹繼承的位置,多屬有技術層級的工種,例如名廚保持水準,80歲也不被淘汰。問題是,在昔日情懷,新知識、新技能的進化相對緩慢,技術發展、成熟、壟斷要數十年,超越了一代人的交替。甲掌握了A技術而得到地位、A技術數十年後才被挑戰,甲自不會感到下一代威脅,可從容安排接班,也可制訂新人入行門檻。但資訊革命後,新知識、新技術循環速度極高,數年已是一代。偏偏社會對知識的尊敬也好像很高,青年發現不少上司既不懂他們懂的技術(像電腦應用、資訊科技、量化分析、質化模型),自己做不到自己訂給新人的要求(例如學界的國際期刊、商界的跨國網絡),卻以發明rap基本法和學會facebook的「like」而自豪。但就是這樣,青年也沒有要求取代,對好些位置不着緊,只期望上一代知所進退製造新跑道,50後卻難免躁動不安。

一切問題指向一方向﹕「斷流社會」

激進、懶惰、急於上位等80後三位一體形象被50後有意無意間強化了,結構性問題被按下不表﹕為什麼上司做不到對我的要求、學校卻說知識致富,那他的權力來源在哪裏﹖為什麼上一代有優厚退休保障,我們只能依靠業績可疑的強積金﹖為什麼成績比我差的他在海外畢業、輕易走進投資銀行當暑期工﹖為什麼上一代年輕時不覺置業是必須,我們被告知這是要務﹖一切問題,都指向一個方向﹕不是日本的下流社會,而是我們的「斷流社會」。80後問題癥結不是80後,而是 50後﹔焦點並非苦口婆心的老好人,而是他們建立的超穩定結構。

但是經過話語權重重建構,卻是80後的三位一體形象,成了政府、社會、學界要處理的「問題」。面對稻草人,建制團體成立大量青年支部,以證明「也有不激進的80後」,政府對之稍加資助,得到了解青年的政績,延續政治吸納,結構也得到鞏固。各行業都在說接班,正如媒體愛找新面孔,但前提是依循原有公式,而不是像海外那樣,由新一代改變公式、上一代調節共同參與。青年最信賴的教育則被賦予諸般延伸配套,以證明社會對培養下一代的關注,但這些配套的先天屬性,卻強化了50後的潛規則。超穩定結構自然是穩定、「和諧」,但也是停滯不前的一體兩面,香港賴以自豪的經濟模式已被挑戰,更不用說社會、學術、文化基本知識都落後於國際,乃至內地基準。什麼框架、範式、潛規則未免虛無縹緲,還是曹仁超先生接受《Milk》雜誌的廣東話訪問一針見血﹕

替50後拆牆鬆綁 才是王道

「點解我要讓個位出來?對不對?我這個位置月入十幾萬,坐得好舒服,點解要我走啫?我不單止1不走,更專登不讓你上來!」(記者:你們那代人掌握了成功的方程式,上了位後便不斷重複流水作業,結果令到很多產業發展停滯不前呢。)「對啊﹗」其實,曹仁超才是苦口婆心﹕「我常說東方人有奴性問題,上一代人阻着,為何不反抗呢?孭個龜殼做蝸牛是我們set出來的rules嘛!點解一定要遵守我們的rules呢?每一代人都要找突破點去隊冧上一代,你們這一代人連找破綻都不去想不去做,又如何突破呢?」

曹sir正言若反,筆者深信只要新結構衍生,上一代不但不被「隊冧」,還會和新一代共生長存。對追求創造性、自信的前輩而言,他們不害怕新世代,因為他們明白超穩定結構令香港和他們退步,「change」是建立新基業的機會。可惜,無論是80後還是50後,多以為重點是煽情的戲言「隊冧上一代」,而不是找破綻突破規則。青年不是等待吸納的功能組別和「問題」,要「解決」也毋須從80後入手,替50後的超穩定結構拆牆鬆綁,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