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26

安裕:傷逝二○一○

我跟黎佩芬說這個星期的周記打算寫忘年會時,其實想的是,過去一年到底什麼是不能忘記但卻又不能緊緊抓的。那是逝去的二○一○年人和事。這幾天我把半夜亂翻書的時間都放在試圖找回二○一○年佚失的一切,屈指一數,這一年至少於我而言是失的比得的多,且是失的多得不得了。這裏頭既有「風雨同舟戰友賢」的難以抑止對離去諸君的念憶,也有「蕭瑟秋風今又是」的對中國的無力和唏噓。

國人不很習慣在一年將盡或新年來到前夕再提已逝的種種,這興許是積極樂觀的原因,卻難免因沒有rewind 而失去檢視一己或一己社會以至一己國家的機會。當然有人會批評這些傷春悲秋只會把人拖進另一個不能自拔的深淵。對此,我委實不能同意。

富特(Michael Foot 23/7/1013—3/3/2010)

英國工黨八十年代最低潮年代的黨魁。新聞記者出身,典型左派,我初到英國時剛巧是富特在一九八三年大選慘敗給如日方中戴卓爾夫人之後的後黨魁年代,那是工黨最勢孤力弱的日子;舞動社會主義大旗在小政府理念日益遠颺的時代排眾而出,沒有一絲雖千萬人吾往矣的道德勇氣絕對不能做到的。我記得倫敦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裏有一張富特的照片,從低朝上拍攝,老人的銀髮在逆光裏絲絲發熱,玳瑁眼鏡後是垂垂老矣但充滿睿智的堅定眼神。

富特寫過一部令英國政客從此不敢抬頭的書《Guilty Men》,說的是二戰前夕英國首相張伯倫出賣捷克以求自保苟且偷安的歷史罪過。也許人們早就忘記這位老先生,也許在強調新工黨的貝理雅白高敦眼中那是食古不化的舊思想,但回首前塵,誰是誰非,在伊拉克戰爭正式結束的今天,已是擺得一清二楚。

索倫森(Ted Sorensen 8/5/1928—31/10/2010)

甘迺迪總統的智囊,三十出頭已是白宮內最有頭腦的幕僚,美國政治史家所說的甘迺迪政府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中的最出類拔萃一人。一九六一年甘迺迪在大雪紛飛的冬日宣誓就職,講詞便是由年僅三十二歲的索倫森撰寫,其中有一句從此五十年被用爛的名句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can do for your country,當年令美國上下血脈沸騰,也令甘迺迪縱然如何徵歌逐色亦長年入選美國歷史最佳總統之列。

平心而論,索倫森的視野確是非同凡響,但世間欽敬的是他始終如一的自由主義精神,決心與保守主義誓不兩立。二○○八年大選前夕,奧巴馬特地向索倫森請益,老人囑奧巴馬改變美國列根以還的保守主義版圖。也許會有看法認為此舉過於托大,然從政者若無像索倫森或富特般對一已理想的堅執,不如做一條鹹魚算了。

海格(Alexander Haig 2/12/1924—20/2/2010)

美國戰後擢升速度最快的將軍,六年間由中校升到四星上將,由越南戰場的一個中級指揮官,最後官至北約盟軍最高統帥,率領三百萬北約軍隊與五百萬華約集團軍隊對峙。海格的從政最高點是在列根年代擔任國務卿,但也是他的官運墜落起點——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日,列根遇剌,當時在白宮的海格向全國電視觀眾說了一段話。對於行伍出身的海格來說,這段話沒有大小尊卑和適恰的禮儀:As of now, I am in control here, in the WhiteHouse(在這一刻,我在白宮這裏掌控大局)。按照美國權力排行榜,國務卿之前依次是總統、副總統、眾議院議長,海格這句話導致他只有下台一途。

不過,海格的legacy 遠非於此,他長期擔任軍方指揮官,熟悉戰略,是喬治城大學國際關係碩士,是美軍裏的儒將,深知普魯士軍事家克勞維茨說的戰爭是政治手段的一種,力倡備戰而不啟戰,因為,只有當過兵的人才知戰爭的可怕。

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 16/11/1919—6/4/2010)

如果外交工作只是像中國外交部近年幾位發言人那樣眼高於頂大罵記者,杜布里寧就不會這樣令人懷念。他在美蘇都武裝到牙齒的年代擔任蘇聯駐美大使長達二十四年(一九六二—一九八六),經歷的蘇共領袖從克魯曉夫到勃日列夫到安德羅波夫到契爾年科到戈爾巴喬夫,對美政策由硬而變軟,他都執行得熨貼細緻,謹守原則的同時亦兼人情世故,共產世界有此外交奇才,堪稱異數。

杜布里寧離職時,美國從政府到國會都依依不捨,來自意識型態死敵的讚美,反映出來的是外交工作不是板臉孔臭罵對手一頓的紅衛兵式當家作主。杜布里寧另一膾炙人口的行事方式是愛到酒吧和美國老百姓聊天,據說,他對華盛頓酒吧的認識,比生於斯長於斯的華府巿民都熟悉。

中國民主及維權運動

這一段是令人百感交集的一段,是難以遏抑內心激動的一段。

九十九年前的雙十革命,推翻四千年封建帝制,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制,矢言推倒人民頭上三座大山。百年中國民主路崎嶇曲折,雖生猶死卻又雖死猶生。二○一○年,《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是對他堅持不屈追求中國民主自由的肯定。

然而這些努力在二○一○年遭到橫加打壓,在中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一年,中共打壓不同政見也達到最高潮。七十年代,從台灣到新加坡到中美洲石油出口國,打壓民主民權而開放經濟的新權威主義在中國大陸死灰復燃,中國民主和維權運動進入三十年來最寒冷的冬天。

薩瑟蘭(Joan Sutherland 7/11/ 1926—10/10/2010)

澳洲的花腔女高音,二十世紀舉凡貼上「經典」標籤的歌劇都和她有關係或淵源。清亮的嗓音和非凡的演唱技巧,令她穩坐花腔女高音第一把交椅多年,儘管晚年其技巧因為歲月而留痕見,但巴伐洛堤的「她是天籟」評論確是沒有人會稍一爭論甚至是稍一皺眉。

薩瑟蘭更加偉大的成就是提攜後輩,三大男聲之中有二人在聲樂世界的成長過程都她都扶過一把:巴伐洛堤是其一,卡拉雷斯是其二。薩瑟蘭一生演過五十部歌劇,被認為是韓德爾的最佳演繹者,是十九世紀意大利歌劇的代言人。一九九○年退休,住在瑞士,但仍不時擔任聲樂比賽評委,扶掖後進不遺餘力,發光發熱到人生最後一刻。

八爪魚保羅(2008—25/10/2010)

在悶熱的二○一○年夏天只有兩個主角,除了世界盃足球賽外便是牠。保羅是一條生活在德國Oberhausen 海洋館的八爪魚,據說可以掌握人類最貪婪的弱點——可知未來。世界盃殺入次圈之後,保羅與水銀瀉地的西班牙和剛柔合一的德國成為世界三大焦點。牠的一舉一動緊扣半邊臉朝向電視的球迷心垠,西班牙擁躉希望牠把鬥牛兵團的機會一再提升,日耳曼大軍粉絲則期盼牠開口中以增信心。四強戰前,保羅新聞的點擊率比起世界盃更多更引人入勝。這應是一八五一年美國作家Herman Melville 成書的《白鯨記》(Moby Dick)中那條叫無比敵的大鯨以還,最受人類關注的海中生物。

霍爾布魯克(Richard Holbrooke 24/4/1941—13/12/2010)

奧巴馬說他是外交巨人,這也許把霍爾布魯克神話化了一些,但中美建交若少了他,路子或會崎嶇了一些。他是美國精英大學畢業生的艷羡目標,國務院內受人景仰的職業外交官(careerdiplomat),這兩個英文字代表的是冷靜外表裏的是熱情,言詞謹慎後面的精通多國語文。霍爾布魯克是長春藤布朗大學畢業,考不進《紐約時報》當記者而改投國務院,精通越南語和斯拉夫語,專長遠東和近東政治,旁及南歐巴爾幹糾纏半世紀的回教徒及東正教紛爭。

三十年前他四十歲不到,已是卡特年代的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管轄範圍是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有人說他親北京,他回應這只是順世界大潮而行。鄧小平很欣賞他,本來,以他的中國關係,在共和黨當權年代大可像基辛格那樣退出公務圈轉行開公關公司,向要到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商人提供諮詢(其實,類似的服務都是販賣我到北京見了誰誰誰)。他沒有這樣做,東奔西走,九十年代在南歐,二十一世紀在阿富汗。霍爾布魯克去世後,奧巴馬大慟,中共罕有地提到他,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近年用得太濫,但他受之無愧——一九七九年春天,當全世界都搞不清什麼是改革開放時,他認定必須和中共建交,愈早愈好。

里斯利尼爾遜(Leslie Nielsen 11/2/1926—28/11/2010)

你可以認為他的電影是低級趣味,但《白頭神探勇救事頭婆》的確令人捧腹大笑九十分鐘。荷李活電影裏的笑片近幾年無甚寸進,尼爾遜的舊片往往令人感慨良多。硬滑稽?我不否認,但當人人都要嚴肅對待所謂「電影」藝術時,也許忘了電影的其中一個作用是娛樂。膚淺?當然是,但若能在黑暗的電影院裏可以逃避政改通脹姜瑜奧巴馬威廉王子生離死別,為什麼不選擇笑一餐?反正外邊天色都是那樣黑。

謝廷駿(5/9/1978—23/8/2010)

康泰旅行團領隊,香港人在菲律賓慘遭屠殺時的領隊。他令人們明白什麼是高風亮節,捨己救人。香港沒有普選,錢比不上大陸的大腕,司法也岌岌可危,幸好我們還有俠氣,還有謝廷駿。釣魚台東海一個小島。據北京說是中國領土,從近期事態發展來看,顯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