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12-19

黃俊邦:為亞運穿衣戴帽 豈止阿寶一個

阿寶一出,似乎亞運就只是關乎運動員的事了,就只有運動員才有權發言。

一場綜合大型運動會,鏡頭裏的主角或許是運動員,然而整個舞台上的主角,卻肯定不是運動員。運動會如何推動民族主義、民族自豪感,奧運如何成為納粹德國及冷戰期間國力競爭的工具,這些意識在頒獎禮上國旗飄揚一刻,已經清楚不過。

亞運放到香港的語境中,又會是什麼的一樣東西?香港人要民族自豪感,認同中國運動員便可以了。香港運動員得獎的信息,最可能代表的是「獅子山下」精神的再一次勝利吧。不過,回歸已經十三年,香港再不會有九六年李麗珊獲奧運金牌——這個殖民時代行將結束,共產中國即將入主香港的時代——香港人那麼迫切地需要一個身分,一份自豪感。

如果沿着這條線索思考下去,有一個問題我們必須要問的是,二○一○年或是直至二○二三年亞運會舉辦的十多年間,香港或香港人會關注的又是什麼呢?今年二○一○的關鍵詞有幾個,反高鐵、八十後、菜園村、鄉郊、仇富,當然還有——地產霸權。這幾個關鍵詞涉及的,都是關乎空間的爭奪。上文提到,一場大型運動會涉及的並不單止是運動員,例如最明顯的「持份者」自然是納稅人,然而無論有否交稅的市民來說,這都可說是一件他們必須應對的事情。

貧民被邊緣化 露宿者不能安睡

剛結束的廣州亞運會,耗資過千億人民幣,除了直接投資於興建場館以及運作經費外,政府又花了大把的金錢在基建工程及「穿衣戴帽」身上,所謂「穿衣戴帽」就是粉飾舊城區的外牆。此外,市政府又以有礙觀瞻為名,宣布清拆廣州的城中村。城中村是一些保留在廣州城內的舊鄉村,村內租金廉宜,不少學生及低收入人士租住。隨廣州城發展,這些城中村變得像是佔用了城中黃金地段。亞運一來,政府便藉詞清拆,收回土地再行拍賣或轉賣予發展商。新建成的樓宇,又借亞運之名推高樓價,貧民們都被邊緣化,住到廣州城外去了,例如廣州及佛山之間的金沙洲,侯興建了大量廉租房,安置城中村拆遷的居民。

同樣在今年溫哥華舉辦的冬季奧運會,也展示了一場運動會對於一座城市來說,它的意味是什麼。除了因為興建場館已大舉開山劈石,收回原住民的土地外。溫哥華市政府在全市開展一項「文明城市」計劃,將把行乞及露宿定罪,政府又設計新型的垃圾筒,令窮人更難從中回收有用及值錢的物資,而新的長櫈設計,加設橫阻,令露宿者不能安睡。

一場綜合運動會,真正的競賽是發生在賽場以外,一場市民與政府及地產商爭奪空間的戰爭。

廣州亞運會及溫哥華冬奧會發生的事情,在香港又是如何地熟悉。強拍條例及土地收回條例賦予地產商及政府極大的權力去奪佔土地,市區重建局及地產商在地價昂貴的地段收樓重建,無一不是趕走老舊街坊,換來一批中產,再來就是趕走小店舖,清掃街道,將整個地區士紳化。本港街道的潔僻式管理,早已聞名,除了趕絕小販,行乞也動軏又拉又鎖,康文署設計的長櫈,早已預防有露宿橫身而睡。這種中產化、以商業取代公共的高度管理的城市空間政策,正是往往以運動會的需要為名加以推行。

成功東亞浪費門票

偏幫地產霸權,祟尚高度控制的城市管理政策,在今年二○一○年,已經到了集體爆發的臨界點,年初反高鐵包圍立法會,到保衛大浪西灣及南生圍,地產霸權一詞幾乎是人人瑯瑯上口,所有所有指向的,都是城市裏空間的爭奪。政府選擇在這個時間,再次計劃在明年一月中,即反高鐵一周年的時候,強行向財委會申請申辦亞運的撥款,無疑是一場由政府發動,要奪回城市空間主導權的戰爭。

政府常說,去年的東亞運動會成功舉辦,有助香港申辦亞運會。然而東亞運與亞運會,何止是相距兩碼子的事。政府就東亞運承擔的直接開支,只有1.2億,亞運如今的保守預算也要60億。至於所謂「成功」的東亞運,筆者曾在東亞運公司內工作,也實在希望談一談。

負責主辦東亞運的,其實是一間由政府成立的東亞運公司,除了公司自行招聘員工外,政府也借調了不少康文署及其他部門的員工協助籌辦東亞運。這隊臨時湊合的團隊,在籌備的過程實在造成不少混亂,例如售票安排上,某些賽事不設劃票,又派票過多,以東亞運男足決賽為例,門票都發出去了,但入場人數只有三萬多人。這些混亂之所以造成,很大程度是因為籌委會欠缺一些基本的體育常識。

就以足球為例,筆者的某些同事便需要從開賽時球迷進場,到球員進場,再到鳴哨開球,淘汰賽賽平要加時,加時再和要射十二碼等流程,均要從頭認識。對於球迷買票的習慣亦毫不了解,因此男足決賽的門票,早就派去萬餘張,導致浪費。毫無疑問,香港隊在東亞運的金牌榜上確是豐收了,可是東亞運一年過去了,我們的體育文化有什麼改變了嗎?「成功」就只是以金牌計算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