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04

沈旭暉:中東波革命指數與中國

【國際制高點】自從中國網民發起「茉莉花革命」,北京認真戒備,一切與「中東波」有關的評論都發表不了,埃及、突尼斯、利比亞的名字成了「關鍵詞」。究竟從比較政治學的角度,中東、北非發生的事在中國有多大可能出現?《經濟學人》月前自創了「擲鞋指數」(Shoe-thrower's Index),嘗試分析阿拉伯各國被革命的風險,公式如下﹕百分之三十五﹕二十五歲以下人口比例;百分之五﹕二十五歲以下人口具體數字;百分之十五﹕政權連續執政年期;百分之十五﹕獨裁指數;百分之十五﹕貪污指數;百分之五﹕言論控制指數;百分之十﹕國民人均收入。

這個指數以阿拉伯聯盟國家為限,反映了西方認為這波革命雖是八十後民主運動,但並不容易與阿拉伯以外的國家比較;連阿拉伯聯盟內的吉布提和科摩羅,也被《經濟學人》認為因為國情太不同而不予評分。其實,這個指數只要予以修訂,也可以分析其他地方在二十一世紀的革命風險。要探討中東波有多少背景會在中國出現,我們可加入下列內容,並分析如下﹕

一,《經濟學人》指數極重視年齡,中國的「八十後」自也有一定激進程度,但在一孩政策下,他們的問題與其他國家都有所不同。不少激進的中國網民不是年輕人,有社會經驗,讓他們參與社會運動時懂得計算,這方面的風險評分,中國不會太高。問題是我們不應單以年齡評估風險,而應分析教育程度與人均收入的關係,因為受教育的年輕人是否不滿,根據埃及、突尼斯的經驗,是更重要的指標。以往教育程度越高,越難出現革命,但是當年輕國民教育程度偏高、而發現教育改善不了貧窮,因為投放了更多機會成本,失望會更大。在中國,教育依然是向上流動的入場券,風險還是比中東低。

二,說到連續執政時期,中國今天沒有穆巴拉克、卡達菲(卡扎菲)那樣的萬年領袖,問題是群眾究竟認為第四代、第五代領導人是換湯不換藥,還是推陳出新。阿拉伯世界的教訓是,領袖在位越長,越容易貪污和滋生利益集團,這方面,中國近年的年齡下崗制還是有監督作用的。

三,《經濟學人》指數的最大缺憾,是忽視了阿拉伯不同國家原有的內部衝突,因為只要內部矛盾存在,就是政體民主,也會持續不穩定。內部衝突是否存在,是可以從人口結構來分析的。中國主要組成部分(在少數民族自治區外)並沒有巴林一類教派矛盾,也沒有利比亞那類部落矛盾,社會矛盾與貧富懸殊理論上能以技術層面疏導,這方面的風險評估,中國也不高。

四,《經濟學人》以人均收入衡量經濟原因導致的潛在不滿,但這是有欠精準的,我們應以量度貧富懸殊的基尼系數來取代。沙特、利比亞、巴林的人均收入相當高,貪污不算世界前列,但貧富懸殊嚴重,容易累積社會怨氣。過去不少學者認為當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人民就會滿足於和諧社會,但從中東波看來,貧富差距才是矛盾主因。在這方面的評分,中國的風險是高的。

五,《經濟學人》量度政府對言論自由的控制來判斷風險,但在二十一世紀,這也不能與時並進。我們應改為評估互聯網政治對資訊傳播的影響,具體量度是計算互聯網的使用率,再乘以互聯網在日常溝通的重要性,須知在言論欠自由的國家,報紙雜誌的控制已不管用,互聯網的政治功能會很大。中國已是世上網民數目最多的國家,不少國民在現實和網絡世界表現判若兩人,無論是網絡民族主義還是自由主義,都比現實世界的激進得多。這方面的評分,中國風險是極高的。

六,《經濟學人》分析了國家的獨裁指數,但忽視了另一項相關因素,就是公民社會的成熟程度。在埃及,公民社會相對發達,令革命較易組織;在公民社會不發達的利比亞,革命則較難系統組織,但一旦激化了,卻會因為沒有公民社會的宏觀調控,更容易流血收場。中國公民社會近年已發展起來,但組織受官方嚴密控制,不可能承擔埃及穆斯林兄弟會的角色,因此在一般情況下,北京控制局勢的能力是高的。但一旦局部地區亂起來,經互聯網傳播,其他地區卻可能迅速無秩序地響應。

根據上述修訂版本的風險評估指數,中國怎麼看也不屬高風險國家,但卻有一個中東波各國沒有的風險。政府的過份反應,以及對相關資訊的刻意封殺,經互聯網傳播,足以傳遞一個扭曲的訊息,樹立本來不存在的稻草人,令一般人誤會中國的風險其實很高,否則政府不會這樣反應。就是示威原來只有十個人參與,在這環境下,也足以被演繹為群眾被打壓,被逼害情結就容易在網絡滋生。以往中國渲染外國勢力的威脅,靠的就是不完全流通的互聯網,利用人民的先天成見,取代嚴謹證據的提供。諷刺的是同一策略,在茉莉花革命組織者的角度,也完全可以應用。對中國而言,這才是最大風險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