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1

林天悟:高官私隱不能凌駕公眾利益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劉吳惠蘭上月底給傳媒「踢爆」患上腸癌,經手術及治療約半個月後,日前透過政府新聞處宣布因健康問題辭職,事件令社會各界大為震動,當天所有電視台均作出重點報道,翌日亦成為本港八份主要報章的頭版新聞,足見高官健康受到社會大眾關注。

近月來,接連有多名高官病倒入院,坊間提出應否訂立官員通報健康狀況的機制;有傳媒和學者認為通報與否,應顧及公眾知情權和官員的私隱。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則向立法會議員表示,現時特首或司局長請假,當局亦會公布其署任安排,不會影響正常運作;而基於個人病情涉及私隱,故當局不會公布。唐英年也認為毋須更改現行政策或參考外國做法。

是受害者或故意隱瞞

談及高官的健康問題,香港傳媒肯定忘不了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的個案。時為1998 年,梁愛詩患上腸癌而入住瑪麗醫院,當時政府新聞處發出的新聞稿稱她「因腸胃病而送院觀察及接受了結腸手術」,文稿的字裏行間顯得輕描淡寫,公眾無法知悉司長的真正病情。院方技術助理秦瑞麟報稱看不過眼港府把事情淡化隱瞞,悄悄將梁的病歷傳真予兩家報館,翌日即成為轟動全港的頭條新聞。

警方立即介入案件,當時報館堅拒透露消息來源,但探員調查後仍把秦瑞麟拘捕,落案控以「取用計算機而不誠實地獲益」罪名,罪成後被判入獄半年,最終經高等法院減刑至一百小時社會服務令。

梁愛詩病歷洩密案件中,傳媒和大眾普遍認為政府隱瞞高官病情理虧在先,累及「正義」小市民惹官非在後,對被告十分同情。而秦瑞麟在庭上直指政府發放不正確訊息蒙騙市民,公眾有權知道高官病況。

我們必須從兩種層面理解案件。對於公眾來說,律政司司長患上危及性命的疾病,公眾便有權知道,但對於院方人員來說,病人私穩應得到保護,高官亦是病人,員工洩密便是犯案;法官也從被告是否有違職責而進行裁判,由於他「侵犯了病人私隱」,所以應該受罰。

秦瑞麟是否正義,那是道德問題,但傳媒肯定十分歡迎這類「告密者」,過去許多不公義的事件,都因為市民的仗義舉報而曝光;社會只恨這類人太少,卻從來不嫌多。

假如秦瑞麟不是院方人員,又會否成為被告?事隔十三年,梁愛詩與劉吳惠蘭成了腸癌病友,她們的病歷同樣「被曝光」,到底她們是私隱遭到侵犯的受害者,抑或犯了隱瞞公眾的過失?官員的私穩權和公眾利益的界線應如何界定?是否如唐英年所說, 「毋須更改現行政策或參考外國做法」?

以上一連串的問題,從回歸後發生梁愛詩案,直至資訊發達的今天都沒有好好討論過。近日高官接連病倒,記者只忙於在「風水好差」的政府機關奔走,可以預言的是,制度還未建立,同樣的洩密事件將陸續有來。

資深行家說,以上的疑惑長久存在,答案會隨國情不同而轉變, 「正如中國國家領導人的健康狀況,不用說也是頂級『國家機密』,但美國正副總統從宣布參選到『年年驗身』的醫學報告,傳媒和社會大眾都有權取閱。由奧巴馬打籃球撞傷嘴唇,到小布殊踏單車翻倒要縫針,都要巨細無遺地向公眾交代,民眾只會覺得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總統的身體狀況涉及國家以至世界的安全」。

應設高官健康通報機制

香港作為回歸中國的小城市,特區高官的私隱,在中國「國家機密」與英美國家「公開透明」之間該如何自處,雖說難下定論,但仍可以從「公眾利益」與「個人私隱」之間找到原則性的界線。有報壇前輩舉了一個有點粗俗、卻很易明白的比喻: 「假設美國總統有性能力障礙,不舉是他個人的事,只須向枕邊人交代;但若他患上前列腺癌,雖說涉及同一器官,但病情可能影響其工作表現和生命安危,他那話兒便是涉及公眾利益,一定要公布」。

這個例子是說高官能否保存「個人私隱」,無論是涉及個人健康抑或其他層面,原則在於私隱會否影響工作和制訂政策的方向,從而會否損害公眾利益。

其中最經典例子是當年政府聘用副局長時,《信報》率先踢爆候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的蘇錦樑持有外國護照,經傳媒追查後,發現共有五位副局長候選人有雙重國籍。事件初期,特首曾蔭權與政府高層均祭出《基本法》作為護身符,力撐法例沒有限制副局長國籍,並指寬鬆的規定有助香港招攬人才。但經傳媒窮追猛打下,五名副局長全部放棄外國護照才就任。

另一位行家對以上論點作進一步說明: 「高層官員無論是外聘或調任,都要經過品格審查,調查範圍包括特殊病歷、性取向、男女關係、財政狀況和家族歷史等等,有關資料是個人最深處的私密,潛台詞已說明具有敏感性,一旦傳媒掌握的資料與政府檔案不同,已是頭條新聞的好材料。」正如前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林煥光於2005 年給傳媒揭發有婚外情,他迅速向當時的特首董建華辭職。私人感情影響公務,那是關於道德上的失信,傳媒必然窮追猛打,林煥光選擇默然引退,立即成為「過氣的人」,反而博得大眾和傳媒的同情。他近年已能東山再起,獲委任為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主席,埋單計數後重新出發。

誠然,高官的性取向、個人感情瓜葛,甚至家庭財產,無疑是更深層次的私隱問題,是否牽涉公眾利益,真的會「審死官」。但相比起來,個人健康狀況是較容易處理的一環,若政府堅持不制訂通報機制,便不能怪傳媒各師各法,收料揭秘,最終將損害政府所餘無幾的公信力,容易造成官民皆輸的局面,故當局實宜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