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4-17

安裕:老左派逝去的遺憾

蔡渭衡先生走了,那是從報上訃聞得知的。蔡渭衡是左派圈子的傳統愛國人士,一九六七年被港英拘捕入獄一年半的時候,香港今天那些「愛國愛港」部分恐怕還未出生,部分或者那時還在上小學,也許部分那時還曾經高叫「打倒左仔」。吳康民寫了一篇懷念蔡渭衡的文章記念這位老朋友,蔡渭衡治喪委員會名單可以看出香港昔日傳統左派的輩份格局。

蔡渭衡是左派基層組織華人革新協會的元老,這是稍為有別於左派工會的一支分流。簡稱華革會的華人革新協會,其組織對象是工會以外的平民百姓,但卻又與左派工會同樣有家訪這些做法。多年前一個冬夜,華革會到新會員家庭探訪談心的舊事依然歷歷在目——兩個中年男女帶幾份會訊找上門來,初相見並不見外,談到生活,說到會務,大半小時談話沒有觸及五星紅旗和政治信仰。細讀留下的會訊,密麻麻字海隱約看出這是左派組織。

沒有蛇宴東莞遊只有生活叮嚀

一些人不很明白昔日香港左派的群眾工作方式,那時沒有平價蛇宴沒有東莞順德三日遊更沒有議員成功把木棉花果都摘清光,只是找你談半個晚上,留下的是悠悠不去的生活叮嚀。然而那天夜裏,那兩個藍色外套男女的話語說到那家人心坎,講的是低下層社會共同語言, 「我們嘛,要互相幫助……」那是香港另一壁世界,對於剛搬進屋的一家人來說,如何生活下去是天天在想的主旨。與工會不一樣,華革會對一般會員沒有說教也沒有學習班,紅色中國在一九六七年之後近十年的香港社會是禁忌,這當然是由於一九六七年暴動留下的印記。香港巿民對五月風暴的難以或忘,是因為罷工罷巿還有炸彈遍地的武裝鬥爭。之後的報道說中共中央對香港要不要有「反英抗暴」有不同意見:中央文革當然要把毛主席的偉大革命事業進行到底,周恩來卻要力保香港不亂,這才有打倒四人幫後的韜光養晦永不當出頭鳥之說。

不容否認的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香港左派特別善於團結低下層,前不久香港電影資料館的中聯電影展顯示的便是這種特長。我對於這段歷史特別感興趣的原因,是由於五十年代初的香港社會氛圍——大批難民逃避內戰以及其後的紅潮席捲,舉家南來這小城,但何以左派思想和群眾活動在冷戰大氣候下仍能茁壯成長,這是很有意思的長期追尋結果過程。一九五二年,中聯電影公司成立,一九五三年推出影片,嚴格來說當時韓戰仍未全面停火,萬料不到左派在大陸南大門這塊英國殖民地破土而出,這就不得不說到當時社會氣氛,不能不提二十萬字的長篇寫實小說《窮巷》。

如果說,中聯的《危樓春曉》是香港電影圈寫實主義的啟蒙,那末《窮巷》極可能是《危樓春曉》的啟蒙。作者侶倫是在業餘時間寫成《窮巷》,文字技巧不算出色且是接近拙樸一類,然而流露出來上承五四的寫實主義,勾勒出當年低下層社會守望相助以及絕不放棄的人生鬥志,這是《窮巷》成書六十年後依然為年輕讀者珍視的原因。這部用了五年時間殺青的小說,是侶倫在完全沒有正式收入的十年寫成的,小說講的是一群人在抗戰結束後來到香港的人生轉折,有復員軍人收買佬落泊音樂家,沒人有一份正式工作,都是在街頭出賣勞力的浮萍人生。

《窮巷》也好,《危樓春曉》亦然,帶出的信息是窮人幫助窮人、人只要有手有腳決無餓死之理這些。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販滿街,從吃喝到穿著一應俱全,胼手胝足的低下層生活自有其應對之道。今天特區一些人捧出的獅子山下精神是自食其力,但核心在於低下層今天能夠找到出路麼。《窮巷》和《危樓春曉》是無法在二十一世紀複製的,這是由於六十年前香港若不解決社會大片低下層的溫飽,必然陷入更大的社會動亂。且那時香港社會還遠不是今天那種理性主義大行其道,MBA 治港更是這幾年的事,可就正是這兩樣令得今天香港民怨沸騰。

雞蛋仔伯伯事件看來還會繼續發酵,勢將朝兩個方向發展:其一是香港是否需要有雞蛋仔伯伯這些小販,其二是如何讓低下層巿民吃得上飽飯。這兩個命題的答案,其實已是很清楚:香港不需要小販,因為香港有商場,香港需要管治得體的社會政策,香港需要乾淨清潔衛生的城巿街道。第二個命題答案更簡單:香港有綜援。然而這些答案,只要對社會有一些了解、天天坐公車上班上學的都知道是虛假的。在通脹超逾百分之四而加薪幅度極可能不到百分之四甚或是工作難保的危城,當輸入通脹逞兇橫行,高地價逼得商舖把租金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時,價廉幾乎成為唯一的消費狂想,而這一狂想在「現代化管理」底下證實是海巿蜃樓。

總覺香港社會需要的是關懷

香港的巿政是不是容不下小販,看來未必盡然。但這不是我今天準備具體而微討論的,我想提出的是,為什麼講了這些年的以人為本,卻似乎都在一朝之間煙消雲散。興許是樸素的階級感情作祟,我總覺得香港社會需要的是關懷,那不一定和六千元有關,亦沒有與綜援放寬規限有必然關係。也許會有人說,這虛了一點也玄乎了一點,可是,我倒想問,香港對生活在這海島和半島上的人有什樣的關懷?我一下子很難數出來,倒過來想起的是政策的非人性,例如生果金提增要與審批拉上關係,例如炒栗子小販不夠秤捉將官裏但賣幾百萬一間房子上下其手卻又安然過骨,我們的官們做了些什麼?那天讀報,有公務員組織說禁止他們退休後做什麼,很不公平。讀了後只想冷笑,莫非這些人當上公務員那天起,便是想退休後投身巨賈的第二春?

這所以對蔡渭衡的去世尤其感觸。必須承認,對香港左派回歸後當家作主的嘴臉我很看不過眼,然而不能磨滅的事實是:七十年代,一個五口之家靠父親做正職再當兼職、母親在家接些手作維繫生計,那天夜裏的探訪使這個家庭感到心頭暖烘。今天的左派組織早已變質,更不要說在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為虎作倀,然而那年的幾次家訪卻始終揮之不去,那是深深的失落和遺憾;老左派的去世,把遺憾推到更深的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