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04

林天悟:七一遊行的傳媒啟示錄

上周之前,政界及傳媒各方均對今年七一遊行人數一致看淡, 「十萬當贏,五萬合格」大家的共識,最多人估計是六七萬左右。想不到上周初開始,政府官員和建制派人士一力地「撥火」,結果催生了自2004 年以來最大規模的反政府遊行,實是各界始料不及。

筆者在遊行開始後,在崇光百貨對面看遊行隊伍經過,人群明顯較過往遊行更緊密,在路邊觀察了大半個小時,發現插隊的人不斷增加,路面亦愈來愈擠擁,氣氛漸漸熱鬧起來,看來大家是吸取了過往經驗,不想繞大圈硬擠入維園,也預計今年人數較多,所以採取「彈性遊行時間」,不同時間在不同地段加入。

民意觸覺欠靈敏

個人觀察估計,逾三成參加者是八九十後年輕人,其中約一成是貌似中學生的青少年,他們是首批被遞補機制剝削補選權的受害人,上街既是反對洗腦的國民教育,也反對地產霸權,更抗拒未經諮詢便失去參與補選權利。

今年七一破天荒地有多份報紙齊齊鼓吹市民上街,其中《東方日報》、《太陽報》、《蘋果日報》和《明報》都是頭條報道,連被視為較親政府的幾份報章,在七一前亦有專欄文章「理性討論」遊行,有人直斥政府失職致民怨高漲,鼓勵市民站出來表達意見。

有社運人士轉載了相關文章,看穿內容基調與新聞版面不同,笑說那些報章為遊行「買保險」云云。

其中有報章的記者訪問了今年21 名高考狀元對政治民生現況看法,其中7 名會上街的狀元清楚地表達了意見,顯見九十後對社會議題並不冷漠。也有行家認為另外三分二狀元當中,有人選擇不表態,有人認為遊行是「過於激進」,也有人是為了去玩而不上街,這些「沉默的大多數」,正好是政府劫持民意的籌碼。可是,若以「政府邏輯」去推算,若全港有三分一學生放棄安逸的假日走上街頭發聲,那種意見不是更值得重視嗎?看罷整版報道,誰都知道道理站在哪一方。

今年不同單位對遊行人數統計有嚴重落差,究竟是民陣說的21.8 萬人,抑或警方所指的5.4 萬人較準確呢?筆者從銅鑼灣走到政府總部,逗留約一小時後再返回金鐘,直至晚上八時許人群仍絡繹不絕,個人觀感是人數約是03 年的三分一,無論從哪方面去審視,反政府的民意肯定是04 年後的新高。

面對這個出乎意料的結果,各方都尋求準確解讀。報章記載工聯會黃國健表示: 「傳媒如此催谷上街人數,有八萬至十萬人上街係預算之中。」但他認為,遊行有不同訴求,難以清楚知道多少人反對替補機制,該會仍支持建議。

黃國健把遊行人數大增「歸功」於傳媒,似乎對這個行業的威力過譽了。在遊行過後,筆者後跟一些資深行家和傳媒學者傾談過,大家都認同傳媒對民意的掌握和政府不相伯仲,即後知後覺、反應遲緩,至遊行前夕才被愈趨激烈的民意牽走。

傳統媒介影響力降

資深行家都記得2003 年,那年有反董建華、沙士、八萬五、二十三條、負資產、高失業率……民怨從未如此高漲,坊間常說一報一刊兩支咪(《蘋果日報》、《壹週刊》、鄭經翰、黃毓民) 設計了「隱藏的議程」(Hidden Agenda),花了數個月讓怨氣凝聚,才能在七一締造歷史,那是香港人民權意識醒覺的一天。

那年頭上網設備不及今天發達,更加未進入智能手機年代,傳統媒體的影響力的確舉足輕重,理性見稱的《信報》和《明報》實際亦出了不少力。

來到八年後的今天,兩支咪已失去了電台發聲位置,而七一前大半個月,大部分傳統報章只是循例跟進遞補機制新聞,篇幅排位遠遠落於「鋒芝婚變」。某高層傳媒人解釋,政治議題賣紙欠佳,網上點率擊更大幅輸給張芝,在市場主導精神下,老闆認為花人力物力去訪張芝更具成本效益。

翻出03 年《蘋果日報》,七一當天的印數是36 萬份,翌日加紙兩萬,共印38 萬份;今年七一是印數是32.3 萬份,而翌日減至29.5 萬份。其他報章沒有提供印數,所以無從比較,但這份被視為親民主派的報紙,印數具有一定參考作用。

據悉,不論立場的報刊、電視台和電台的捧場客沒有明顯增減,但網上電台的點擊率和下載率卻劇增,而討論區的相關議題亦很受歡迎,facebook 和Twitter 也充斥同類討論,顯示傳統傳媒對市民的影響力正在遞減,這種情況已是大勢所趨,看來傳媒要設法奪回輿論版圖,否則對長遠發展不利。

那麼今年七一遊行的「功臣」是誰呢?一位傳媒學者首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皆因其賣相欠佳兼態度令人反感,連一些立場溫和的學者都聯署反對遞補機制,又有人公開大罵林瑞麟侮辱學術精神時,反對建議已成為專業界別的共識,這種力量也改變了傳媒風向。

公義無價誰能懂

另外的功臣是一眾平日立場理性,但忍不住「發火」的專欄作家,其中《信報》林行止先生在6 月29 日撰寫《失公失正守官位╱無道無理顯威風》,即時在網上被「瘋傳」。當一篇長達2000字的文章竟然能成為年輕人討論區的焦點,可見群眾是多麼渴求理性解釋。

最大的功勞當然是兩個律師會。香港市民最信賴專業人士,法律界更代表了香港良心。議會內有吳靄儀對林公公痛心訓斥,議會外兩個律師公會不斷重複反對遞補機制。那些反對聲讓市民明白必須遵守制度上的公義,當剝奪市民已有的權利時,一定要經過充分諮詢和取得共識,這種公義不能用錢去量度。

可惜特區政府不明白公義無價的道理,還迫使律政司司長黃仁龍成為引爆民怨的「最後一根稻草」。當民望高企的黃仁龍與民望破產的林瑞麟站出來為遞補機制護航,他一定聽不到外邊滿街都是哀嘆。

一名大律師失望地說,業界期望黃仁龍瀟灑地掛冠而去,誰料他卻投入濁水中,可說違背了其專業認知。許多心死的市民,就在黃仁龍現身那一刻決定上街,這些是特區政府做夢都想不到的。

當政府譴責示威者堵塞馬路很激進時,不妨撫心自問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狀況?

陶傑較早前在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舉行講座時說: 「政府手上有錢有權力有人才, you can make thingshappen,只要你有這個見識,你便可以令到很多事發生,或者避免一些大家都不想見到的事發生,點解你唔做呢?」政府聽得明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