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1

沈旭暉:當威權政治取代官僚政治--哪裡出了錯?

替補機制被押後表決,有認為只要政府「做回程序」,方案就可通過,又把反對聲音一律歸類為「泛民動員」。似乎政府尚未明白「替補門」的關鍵﹕為什麼對原方案沒有強烈意見的、對泛民不存好感的、乃至政治冷感的學者,都出來反對?答案在於政府的手法屬「威權政治模式」,這是香港人絕不能接受的,從前就是再高壓,也以「官僚政治模式」執行政治任務。後者並非理想,但起碼基於理性,前者則基於權力。為解釋何以現方案必須撤回,本文探討政務官在「前替補門時代」如何執行同一工作,大家當能明白問題核心。

1.在官僚模式,政治工作的原則是「道可道非常道」,把目的去政治化、技術化,才能較不破壞社會和諧地開展。就算不再讓「五區公投」發生是動機,也不會成為官員口中的理由,因為這是對制度的根本不尊重。林局長政治掛帥地說「五區公投」是漏洞、要杜絕「玩嘢補選」,這是很危險的,因為誰也不能通過嚴謹的制度語言,精準定義什麼是「漏洞」和「玩嘢」。這涉及對他人出發點的主觀判斷,不可能一刀切,不能被規範,不能被數目字管理,但制度需要的,正是一刀切的客觀,這是我們為什麼每天忍受無數官僚程序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黃仁龍是唯一拒絕承認修例是單為回應公投的官員,在記者會表示考慮「一籃子因素」時神情尷尬,似乎理性始終未泯。

2.在官僚模式,官員不會向公眾訂下預設前提,只會研判政治任務有沒有制度性基礎,若沒有,會要求上司提供定義,不會硬來。若建制派議員以政治目的護航,局長反而會道貌岸然地訓斥之。假如政府不是把沒有在補選投票的演繹為「反對補選」,而是平實討論制度優劣,檢討現制度其實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優秀政務官會這樣說﹕

「香港採用比例代表制的原意﹐乃保障代表不同政見的聲音﹐能按民意比例參與議會。從香港回歸後舉行的三次立法會補選可見﹐採用簡單多數制的補選﹐或不能如實反映比例代表制的民意。假如有政黨在比例代表制得到51%的選票﹐卻可以憑這簡單多數制﹐在補選得到原屬其他陣營的議席。這制度上的漏洞﹐或會扭曲比例代表制的原有選民授權。去年的補選同時發生在五大選區﹐令社會意識到簡單多數制有力大規模扭轉整個議會的代表性﹐促使政府建議修例﹐希望各界討論。」

學者不會和政府一樣立場先行,反對現方案的學者也從無隱瞞潛在問題,例如馬嶽上周的文章就承認「現時香港沿用的補選方法,概念上是『重新尋求選民授權』,和一般的比例代表制邏輯有異」。主張保留補選的,也會認同以上不失為實事求是的討論,這樣社會才能理性分析利弊。可惜政府先定性、後諮詢,誰信服?

3.「落敗替補制」成為國際笑話,因為其邏輯延伸出大量荒謬結果,政府將之歸類為「極端例子」,建制輿論斥之為「危言聳聽」,這是威權模式橫蠻的典型。在官僚模式,主事人冷靜思考,當發現「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的邏輯,也可產生問題﹔通過邏輯設例講道理,才是理性的工具。例如假設某獨立議員在為民捕鼠期間不幸染上鼠疫去世,舉行補選,其「獨立」勢力恐怕很難在補選的簡單多數制補上,全港網民肯定若有所失。假設這議員染上鼠疫後參加蛇宴,把疫症傳給同區建制派議員,三人事隔數月先後辭世,三次簡單多數補選都由泛民勝出,區內的原比例授權就被徹底扭曲。假如一併傳染5名建制派議員,需要五區補選,議席被泛民全部奪去,屆時香港政情、中國崛起、2012,都被一頭老鼠改變。這自然「天馬行空」,但足以讓普羅大眾明白。

4.黃仁龍強調法案需要具「一致性」,這在官僚模式確是重要的,可惜現方案毫不一致,毫無原則地朝令夕改,七拼八湊只為政治現實服務。就梁國雄被田北俊替補的設例,黃司長說「很難出現」,這是不負責任的﹕不必先入為主認定長毛「玩嘢」,他常被檢控,說不定哪天入罪,屆時議席由田北俊替補,誰應付得了其支持者?但在官僚模式,只要邏輯連貫,則毋須自創奇制,也毋須曲解國際案例。例如真正的德國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讓議席懸空﹔瑞典的名單替補盡後,從其他選區的同一政黨替補﹔在北愛爾蘭的單一可轉移票制(STV),政黨名單替補完後直接提名新人,獨立議員也可提出替補人。它們自不應被直接應用,但假如政府反正要借洋例,起碼可建議在同一名單替補完後,從鄰區同一政黨替補、讓政黨提名新人,最後讓議席懸空,甚或極大幅度改制仿效北愛處理獨立議員替補,最少可杜絕一切落敗替補元素。須知源自授權並非來自同一選民的替補屬「懲罰選民」,學者、律師絕不會接受,除極個別例外

5.在威權模式,作賊心虛,才會逃避諮詢的程序。在官僚模式,以技術議題提出修案,沒有害怕諮詢的理由,反而會高調進行,慣常做法是讓蔡子強、張寶華等代表學界、媒體主持諮詢會,甚或進入委員會,以宣傳透明度。由此產生的辯論,正方立論是「簡單多數補選扭曲比例代表精神」,反方立論是「香港並非全面普選,並不公義,現制度行之有效,更應珍惜以補選直接表達的機會」。假如這是學界辯論,我們很難從站方看出勝負,就讓民意當評判好了。在官僚模式,此事可輕易解決﹔通過不了,也輸人不輸陣,不會引起政潮。

那政府能否走回官僚模式啟動諮詢?不能。當政府放棄制度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曲解民意提出「諮詢」的前提,把可被規範的技術問題化為敵我矛盾,這不是「跳steps」,而是用錯模式。要放棄威權模式,政府得證明不是針對任何事件,討論主題不是「如何杜絕公投」,而是「由簡單多數補選修訂比例代表制民意授權的現行做法有否優化空間」,這才是真諮詢,這會是反對五區公投的學者也堅持的。他們也擔心那部不能規範的威權機器啟動了,誰能保證下回受益的,不是自己反對的立場?可惜政府已做錯的一切不是亞視新聞,收不回的,除了撤回現方案,已難有合邏輯的解決方法。何况只要以「防玩嘢」為目標,政府削足適履,愈是「微調」、邏輯漏洞愈多,教人慘不忍睹。像現在又說把病重、入獄和辭職分開處理,那董建華是辭職還是腳痛?長毛手持醫生紙辭職是否玩嘢?議員難道要驗尿、測謊?以公民抗命姿態求刑是否容許?若不能客觀一刀切也要一往無前,修下去沒有最騎呢、只有更騎呢,不如成立「杜絕玩嘢委員會」,裁定什麼時候辭職是玩嘢算了。

若非政府打破自己的規範,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不應評論本土事務,這是筆者的個人規範,本文會是最後一篇相關文章。希望政府汲取教訓,不要再以反常識、泛政治的態度施政,把威權模式消滅於萌芽狀態。筆者與年輕學界朋友在報章聯署反對方案,某政府同路報斥為「假學者不學無術」、「政客炒作」、「撒豆成兵」,嘲笑有碩士學位的是「篤數」。其實一切只有報少,最後聯署人數超過800,單是博士也有300,這可是一代人的聲音,來自不同立場,非任何陣營動員得了。如非得貶抑不可,葉劉淑儀以史丹福碩士的履歷成立智庫,又是什麼豆?政府一把能撒多少?對知識、邏輯、理性的尊重,是香港核心價值的最後底線,無論要執行什麼政治任務,請務必為這底線把關。若扣帽子、偷換概念、政治壓倒理性成為主流,這還是香港嗎?「替補門」放棄行之有效的模式,把香港引入威權政治的臨界點,「打份工」,不必如此。本是同根生,林局長一念天堂,一念地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