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8-07

白離:人口普查--先生小姐,我們不是要 查你條命

人口普查統計員其中一個守則是,不可接受訪問。作為統計員的我緊守指引守口如瓶,絕不透露市民資料。然而我未能明白,在我們搜刮私隱的同時,何以不向溫馴地獻上寶貴資料的大眾交代工作實情。

每天晚上在中心處理堆疊案頭的長問卷,一個個名字一個個單位被簡約成整整齊齊的數字和交叉,個體被打散成細碎的方格以便處理。不論你住豪宅還是擠劏房,都以同一問卷總結,冷冷呈上眼前,看不出分別。問卷被保存在潔白的膠盒內,沾不上人氣。我們就像發配外太空的敢死隊,擷取樣本再拿回地球研究。完成擷取後,樣本將被那些安坐辦公室的專家指手劃腳地分析,他們不曾踏在混雜紛亂的原生地,不曾跟樣本的來源者對話,就以字碼總結一個時代,一個地方,告訴我們,噢,香港,就是這樣的了。

最近一個調查公布,香港整體的快樂指數達七分以上,屬快樂一群。我有點難以相信。三個星期裏我拿着手裏的問卷去敲一道又一道的門,路過身旁的盡是赤裸上身汗水淋漓的工人,或是穿戴整齊目無表情的上班族。我手裏那份方方正正的清單與他們有多接近。當我們要用一個調查總結一個地方,我們如何忠實面對被詮釋的,人。

徘徊天堂地獄

我同時遊走於舊唐樓與新建私人住宅之間。統計員視唐樓為苦差,沒有電梯又骯髒,有數不盡的附建單位與劏房;龍蛇混雜,尤顯生人勿近。而豪宅則是受盡青睞的優差,只需在冷氣長開的大堂按按對講機,或向看更稍稍查問住戶行蹤,不用拍門叫喊,省卻不少工夫。我工作的唐樓與豪宅只有一街之隔,當我在舊樓汗流浹背地爬樓梯時,就仰望到隔壁高聳入雲、閃閃發光的落地玻璃;當我在豪宅的陽台迎風眺望,就俯瞰到舊區堆疊的破落景觀。甚或兩者之間根本毫無阻隔,從唐樓的正門向前走十步,就是拔地而起的新落成豪宅。而我總在想像,當一個住在舊樓的人與住在豪宅的人隔着窗框目光相接,會是多麼超現實的情節。然而更超現實的是,我們抽取每個人身上最容易量化的部分,例如是收入和學歷,把他們總結,並以此分門別類。每個人都變成數據,被一個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機制劃分到一個陌生組別。就像離遠觀看舊樓與豪宅,只看到外貌,然而對單位的內部陳設,毫無認識。

當我遊走所謂的天堂與地獄時,發現住在兩處的人其實沒有分別,一樣會彬彬有禮,一樣會聲大氣粗。然而這些,不用記錄,因為難以分析,並且「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無實際作用。

劏房的美麗名字——拆細單位

舊唐樓是劏房的樂園,一劏三是正常不過的格局,還有一劏五六七八九十,不單是舊唐樓,公屋、工廠都可以劏成多個拆細單位。統計員未必能預先知道單位是劏房,往往要切身處地才驚覺突然多了幾伙「客」。劏房不一定是凶險之地,不少單位切割整齊,環境清潔;然而更多是狹窄至無法轉身的長條形小室,一個一百多呎的窄小房間,住上一家四口,四口子擠在一張雙人牀上,月租也要三千多元。我在一個客廳、睡房、廚房和浴室同處一室的劏房內,向戶主機械性地問道﹕「請問單位有幾多個廳?」「你一眼睇晒啦,邊有廳呀?廚房即係廁所即係睡房即係廳囉﹗」而我還是根據指示,寫下一廳一廚一浴,因為問卷沒有一房多包的選擇。這個時候,戶主的貓咪「剎」一聲掠過我身後,小男孩捧着膠碗走到堆滿書簿雜物的桌上笑着吃水餃麵,我坐在矮櫈以最友善的語氣詢問他母親為何沒有工作。這個時候我腦中就閃過,隔壁豪宅那個五歲小孩鋪滿火車模型的窗台。

一個大單位的門後,是蟲洞般的小房間,住着不同家庭。幾伙人擠在一個單位內,即使是接近得開水喉的聲音也聽得到,彼此卻互不相識﹕這一伙是獨居老人,那一伙是南亞裔,那伙是新移民,全都隱沒在鐵閘後。伙伴對我說﹕「這就是我們的未來。」我們每每「爆」劏房的門,都無人回應,即使親眼遇上自房間走出來的人,他們都會立刻否認自己是住客,逃離現場。其實有時候我是不想找到他們的,當住劏房變成跟拿綜援一樣「值得同情」,叫人怎樣承認。後來知道屋宇署以英雄般的氣勢掃蕩劏房,義正詞嚴地指出劏房必須被取締,脫下奶綠色制服的我又想起一個跟我同齡的媽媽,與她那不足三歲的女兒,在一百呎房間裏的快樂笑聲。

要數據還是要人

有些住戶會把統計員當作傾談的對象,跟我們說好多個人的事,往往遠超所需的範圍。他們會說自己的病、家庭、政見、對社會現况的不滿。當我完成一個訪問,我可以記得那一戶人的感覺與印象,或一點點問卷以外的隱密;然而再反觀問卷,卻無從看見那一戶人的形象,那些數據彷彿與它們的主人脫離了。我們不需要記錄那個人生活得快不快樂,壓力大不大;我們只需要填上他們出生年月份、職業、收入、乘什麼交通工具上班上學、六月三十日凌晨三時在不在港。

其中一個劏房住戶把我們當作社會福利署的職員,向我們訴說苦况。他們一家五口租住一個劏房內的兩個細房,兒子、媳婦和孫兒的房間早前被爆竊,錢包證件電腦一律不翼而飛。她向業主投訴未獲理會;陌生人隨意出入,劏房內的其他住戶又不鎖好大門,令媳婦每天提心吊膽,只好帶着四個月大的兒子到另一單位內暫避,等到晚上丈夫回來才敢回到家中。她懇求我們把這些都寫在問卷上,向政府反映她們的苦况。我多麼想告訴她,對不起,我只是負責填數字和交叉的,你的苦况無碼可譯,因此是「不適用」,可以省去。

問卷中有一組詢問職業的分題。對於在職人士,不但要問從事的行業、職位,還有職責、所需學歷和技能。不少受訪者都不能說出自己的工作實際上是做什麼,「處理文件」是經常出現的供詞填充。當受訪者乾脆回答一些明顯不過的工種,例如「清潔」時,我們依然要繼續字正腔圓地追問﹕「請問你呢個職位最主要嘅職責係咩呢?」、「請問你呢個職位需要咩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呢?」不少人答「一腳踢」和「捱得」,我後悔沒有寫下來。

點解要問咁多

我負責的長問卷,共有41個項目,很多時候受訪者都會不耐煩,質問我們何以要問這麼多問題,得到的資料又有何用。這個時候稱職的我必定會說出預先背得滾瓜爛熟、由統計處一早準備的台辭答話﹕「人口普查的目的旨在蒐集本港的人口和社會經濟特徵,以及按地區分佈的最新基準資料。人口普查統計資料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以及私人機構在商業及研究的用途上,均十分重要」,然後我會說,如果你們提供資料,政府便可以制訂更好的政策去改善市民生活,市民大眾便會受惠。然而每當說出這段說話時我都不禁心虛,我實在無從得知市民慷慨解囊相贈的資料會被怎樣分析與挪用。「私人機構」、「商業及研究的用途」這幾個字一直是理直氣壯背後的夢魘。而新劏成的單位,我們一律上報,這些消息會否轉到其他部門?究竟如何知道,這個政府會怎樣拼貼我們的資料,而它又能否,展示一幅真實而立體的十年人口圖?

「齊參與,人口普查;共建設,美好明天」伙伴們整天嘲笑口號的隨便與老套,不押韻兼毫無誠意,空洞有如被內地客大手掃走的豪宅單位。整個香港也要參與,建設很可能只是一小撮人的美好明天。一個婆婆曾以粗言拒絕受訪,大喊了句「查你條命﹗」我後悔沒有向她解釋,人口普查,不是要查你條命,只是要在你身上拿一些有用的東西,而已。


林茵:愈看愈唔明的問卷

看過白離的文章後,我首先便致電統計處,要求給我一份人口普查長問卷看看,以核實她的講法是否真有其事。不料追問了一整天,統計處都不願意將這份有十分一香港人回應過的問卷發給我看,理由是「怕我看不明白」,因為他們認為問卷字眼和問題的進路比較複雜(比如說第一題答「是」的話應接着答第二題、答「否」的話要跳到第七題之類)。

其時統計員上門訪問和網上填問卷的階段都已告一段落,幸好白離還保存着一份受訓時的參考樣本。是需要花一點耐心去理解,但任何一個中五畢業生都不至於看不明白吧。於是我發現,除了白離指出那些、與實况對比起來顯得有點荒謬的問題外,更根本的是,問卷所蒐集的資料,真的對「政府在規劃和制訂政策」方面有幫助嗎?

政府在關心什麼?

除了「何不食肉糜」的高官外,誰都知道現時社會最急需解決的是住屋和通脹的問題,其次令人擔心的該要數公共醫療、退休保障吧。但41個問卷項目裏,與居所及住戶人數有關的問題約有10個,卻沒有問我們居所的實際面積;查問各種來源的收入,卻不問各種生活開支。到底香港人在用多少錢供一個多麼細小的單位?香港人是否入不敷支?每月花幾成收入支付基本的食物和車費?能剩下錢儲蓄嗎?香港人每周要工作幾小時才換來那份收入?多少人有長期病患?通通沒.有.問。

沒有問是否等於這個政府並不關心?

或許統計處是對的,看完這份問卷後,我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明白。結果他們都不肯正式地將長問卷給我看,但提議,不如安排負責人口普查的職員面對面跟你講解?

於是我在混亂又殘破的觀塘工廠區迷失了近20分鐘,才找到統計處落戶的那幢新建的、超光鮮亮麗的Landmark East商業大樓。兩個高級統計師、一個研究經理和一個高級新聞主任,準備好大疊文件手冊和多媒體資料來跟我上課。我提出以上的連串疑問,他們掛起友善微笑,耐心地一一解釋。

例如整個普查由2008年開始籌備,已廣泛徵詢各政府部門、學術界及非政府組織的意見;現時的長問卷已花費市民近一小時來回答了,再加入新問題的空間不大,總得有所取捨;除了人口普查外,統計處還不時有其他主題性調查,就特定議題蒐集資料數據的。

他們說,普查的問題和答案選項一定要易理解、易回答、沒爭議。如果問居所面積,有些人答建築面積、有些人答實用面積、有些人用目測估計,答案準確度甚低,因此參考價值不大。就着居住空間,問卷裏面已問及住戶有幾多個廳、幾多個房、幾多個廚房廁所、是否要與人共用等問題。

但在這城裏,富人的一個廁所可以比窮人的整間屋還大,我不明白為何他們可以無視這種天淵之別,卻不能接受目測面積的一點誤差。

他們又說,一般人都不能準確回答每月各方面的生活開支;那我更不明白,同樣無法準確回答的「你呢個職位嘅主要職責係咩呢?」和「你呢個職位需要乜嘢技能、學歷或者專業資格?」這兩條開放式問題,為何存在?

而如果41個項目已令受訪者踏進不耐煩的臨界點,我亦不明白,為何下列問題,會比我所提出的那些更有資格佔去這41分之一﹕

「喺6月24日至6月30日呢7日內,如果有人請你,你可唔可以隨時返工?如果你有嘢做未能即時返工,例如要準備考試或者處理家務,咁你就算係唔可以隨時返工。」

「喺6月1日至6月30日呢30日內,你有無搵工做?」

「你主要用乜嘢方法搵工呢?」

每個和平理性又聽來專業的解釋,都為我帶來更多的不明白。但我知道這些「不明白」已經超越統計方法是否可信和可靠的技術問題,而是包含着價值判斷;既然他們已說明了統計處所持的邏輯和價值觀,我還是問問其他人的看法吧。

社福界權威學者、港大周永新教授勸勉我,對人口普查不要有太大期望。他認同統計處所言的限制﹕問卷不能太長、問題不能太難答;一些特定的社會問題,留待主題性研究去處理會比較適合,雖然受訪人數和回應率一定難以相比。人口普查最有用的是提供基本人口數據,例如可以得出衡量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各區居民的收入差異,以及這些基本數據的變化。如果每屆人口普查的問卷項目都有更改,便難與過往數字作比較。

市民對普查期望過高?

日前公布「快樂指數」調查的嶺大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何濼生教授說,曾在今次人口普查的諮詢階段向統計處提出,加入一條「整體生活滿意度」的問題,可以由零至十分讓市民自評;但統計處則有所保留,問他有哪些外國的官方機構做過這種調查,他說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英國和加拿大政府都做過,但統計處最後都沒有採用。

他覺得沒有加進這條問題有點可惜,因為人口普查的優勢是全港市民都提供了廣泛的基本資料,每多一條問題,都可以憑該答案得出多個面向的分析結果(例如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種族、居住地區的市民快樂程度有何差別?),惟他也接受,每個調查項目都會有不足之處。

聽了學者的說法,真不知道,其實我對這耗用5.2億公帑的人口普查,是否算得上期望過高?將「參與人口普查」和「建設美好明天」畫上等號的是統計處,我有理由相信普查回應率之高,跟市民對它的期望有關。但研究過普查問卷之後,我更好奇的是,每次人口普查那沒收回的約10%問卷,是在無聲地訴說着什麼?

作為劏房居民,原單位一個信箱由四伙人共用,眼看裏面擱着一份沒指明給那間房的普查問卷,誰都沒有取來填。白離說劏房居民最難拜訪,回應率也特別低。但如果我知道信封裏有一條真正關心我的問題在等着的話,花兩個小時我也會願意填的。